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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疫情面前所有人应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集合6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第一篇: 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思想历程与实践经验。提出从精神层面、制度上、行为层面落实培养和弘扬中国精神的要求。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要着重弘扬和培育独立自主精神、改革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等中国精神。全面推进国家的各项事业，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精神;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弘扬
一、中国精神的含义
传统的中国精神包含阴阳两个方面，《易传》中写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精神中自强不息是一种超越性的表现，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自强自立。勤劳勇敢是中国人民最深刻的精神体现，积极向上、坚韧不拔是强健的生命意志。中国精神的外化与具体表现在精忠报国、舍生取义、忧国忧民。厚德载物则蕴含着更多的精神内涵，它是中国精神固有的内在性。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宏大的人生观价值观。阴阳相合，表现了阳刚与阴柔两面，刚柔并济是中国精神的两个内在层面。
二、中国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精神的丰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万苦从星星之火之姿，到达燎原之势。井冈山精神是一种信念，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革命开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敢闯敢干，勇于创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吃草根，过雪山，不畏路途遥远，不怕艰难，跨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最好体现。革命带来了苦难，同时也锻炼了人民的意志力。这是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先进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更加考验人民精神。在大庆，王进喜同志成为工人的代表劳模，他的爱岗敬业精神是值得每一个工人学习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浪潮中，航空事业起步，两弹一星为中国航天事业迈进了一大步，科学家们无私奉献，大力协同，荣辱与共的奉献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璀璨之星。困难时刻见真情，在中国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的兄弟姐妹伸出爱心的手，为了抗洪，战士们顽强拼搏在一线。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抵挡了天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华民族精神有了质的飞跃。
当国内形式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当代中国精神有了新的意义。当代中国精神是：爱国、敬业、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现当代的中国精神继承了传统的包容，融合了勤俭，囊括了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的风尚。2014年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谈到，摆在面前的共同任务，就是要把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国家治理中，渗透到生产生活各领域，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文明风尚。
三、中国精神的当代弘扬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是鼓励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化支柱。但是当代要想践行对中国精神的弘扬，就要求我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发扬中国精神。当前国学热现象严重，我们要客观对待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地去复制，这样容易搞复古主义，文化逆流。我们要学习民族知识，了解传统道德和文化，要吸收其精华。现在社会出现了一种文化断层，所谓文化断层是指期望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与现实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我们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和想象上是无法弘扬中国精神的，要想实现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就应该理论联系实际，用时间证明，用实践来证明，用理论作为引导。只有知识武装头脑，理论联系实践，才能更好的弘扬传统的中国精神。
如何用行动来弘扬中国精神，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在当代媒体是最好的中介，媒体的宣传力度、宣传取向，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品味以及精神追求。现在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在面对各种问题上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多是跟随电视媒体网络。所以如何规范媒体，引导人们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弘扬民族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党的报告强调，要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道德模范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身上往往体现了中国精神的优良传统。“感动中国”每年都会选出社会上的道德模范，引导人们向模范学习，乐于奉献，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媒体是国家和人民沟通的最好媒介，是纽带和桥梁，所以规范媒体的宣传能够推动中国精神的弘扬发展。
第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只有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养，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才能全面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只有坚持原则，把握指导思想，认真学习道德规范，才能更好的教育青少年学习中国精神的精髓，弘扬中国精神。
第三，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社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发扬中国精神是重要的前进步伐。中国精神是中国的精神支柱，只有弘扬和坚持践行中国精神，中国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强大起来。在国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是重要的精神标志，我们要以中国精神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精神力量和发展标志。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用中国故事来弘扬中国精神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这样，中国精神在国际社会中的弘扬才会亲切、自然，易于接受。
四、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对我国的民族精神也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在多极化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坚持发展弘扬民族精神，也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精神力量的强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体现。我们必须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让昂扬的民族精神成为提升综合国力、应对时代挑战、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以实际行动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作者单位：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二篇: 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
[论文摘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着力构建现代道德规范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应该把构建现代道德规范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道德规范构建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谐中国的社会底蕴。从而更好的去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失范”现象。
[论文关键词]中国;道德规范;建构;启示
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源远流长，精微而博大，这对我国传统道德规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与建构原理。这种系统与原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特质不可缺少的要素。这里我们抛开些先验的理论模式，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本身的特质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总结。
1.家族本位
中国血缘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伦理精神以家族为本位，因此在道德规范中人们也以家族利益为核心。正如黄建巾先生所说：“巾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为聚族而居，不轻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族为本位。所谓五伦，届家者三，君臣视父子，朋友视兄弟，推为则四海同胞天下一家。”
这种家族本位主要表现在人伦关系中以家族血缘为原型，设计整个人际关系。血缘家族是传统伦理的根本，它在伦理生活，伦理精神中具有绝对意义。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出发点以及人的确立方式等都有着浓厚的家族本位思想，如孟子在“人伦”中把调节家族内部的核心关系——父子关系的道德规范列为首位：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腾文公上》)。《大学》提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表明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以及后来董仲舒制定的“三纲”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内容，其中两纲属于家庭伦理。因此，家族精神既是人伦的原则与出发点，又是人伦的归宿;既是人格的出发点，又是人格的最高理想。家族的原理就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原理，家庭精神不仅是中国道德规范的根本精神，而且也是中国伦理精神的根本，这种家族精神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社会道德规范上，它使血缘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根基;在个体道德规范上，以考悌为核心;在思想上，以亲疏、亲尊为道德思维模式。其次，它确立了传统道德的核心一一维护血缘关系和等级统治的孝亲忠君，始终是封建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第三，以血缘为最高价值取向，“亲”成为价值的始点与标准，血缘宗法足社会结构的原理，形成一种家族式的集体主义。但这种家族的原理与精神，对家庭来说是比较满意的，而对国家则是灾难性的。第四，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伦理，也造就了中国的宗法家长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
2.重义轻利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是“重义轻利”，那么很显然在巾国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将“重义轻利”就作为一条指导行为的道德规范。所谓“义”，主要指道德伦理，后经董仲舒，朱熹将它哲学化和神化为“道”或“天理”。所谓“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并不泛指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在中国史上，体现“重义轻利”思想的例子数不尽数。如，孔子言：“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子罕言利”(《论语·子罕》)苟子主张以义制利。他说：“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名》)即认为符合义去做，就叫做德行。又说：“利少而义多，为之。”(《修身》)“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到了汉代的董仲舒那里，在义利关系上，仍是重义轻利。其言日：“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权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意者，虽富莫能自存。”(《身之养重于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认为离义无利。《尚书引义·禹贡》说：“立人之道日义，生人之用日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人害，人用不生……”但中国的重义轻利思想实际上是被当时统治者利用，最后变成了被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应无条件服从统治者的利益，而且是绝对的服从，故有“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说法。这种义利观更加突现了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是以“重利轻义”为道德准则的。
3.个体至善
在中国伦理精神中，个体至善的传统也是表现的相当明显。因此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中国伦理强调道德修养，强调克己，提倡存理灭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这种追求个体至善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气、寡欲思想;孔子的“克己”、“修己”、“正身”的修身方法，等等，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人们个体至善的道德规范。根本旨趣是改变自己以适应或维持社会秩序。它以个人本性即善之人性为起点，强调个体的上心诚意与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实质上就是以“道德我”克服“欲望我”，达到道德上的超越。在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强调通过个体道德主动性的发挥来完善人格。这种价值取向，它不是以追求社会及社会规范的公正合理为目标，而是以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循即个体至善为条件，一是在政治生活中，就导致这样的现象：个体越修养，越至善，政治越专制，社会越不合理，也就是在造就“道德的人”的同时，维护着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悲剧。
4.中庸和谐
中国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的中庸境界，这种“极高明”的中庸境界落实到道德行为上就是求和执中，无过无不及，这种中庸和谐的伦理精神也正是社会所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严格按照孔子要求行动，求得个人伦理的贯通和谐，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达到人性的提升，由此也达到人伦建构与人性提升的和谐。中庸之道，就德性状态来说是执中，就价值取向来说是求和，就最高境界来说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和”包括个体德性的“和”与社会伦理的“和”，不论是个体德性的“和”还是与社会伦理的“和”，总的来说，就是要达到各种伦理关系之间的和谐，达到于天下一家的境界。这种“和”的境界，也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的五伦境界，亦即是孔子“礼”的境界。“礼”的核心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境界就是“和”的境界。总之，中庸和谐的精神是中国伦理的最高精神，而天人合一则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价值与最高精神指向，它是中国伦理的整体精神形态。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而我们今天要努力创建和谐社会，是与我国传统伦理中追求中庸和谐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5.人情主义
人情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突出特点，因此中国国民在道德规范中所体现的人情味是十足的，它用人情的法则建立起人们间的伦理政治关系，使人情成为宗法社会的深层的人际结构原理与社会结构原则。人情主义的本质是伦理政治，它是人们在主观精神形态上把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
具体来说人情作为一种社会主动机制，其表现为正己修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在传统伦理中，“君之心为惠，臣之心为忠;父之心为慈，子之心为孝。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结果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情主义使社会生活具有较浓的人情味与人性气息，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人情主义精神形态的最好表述。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那种人情味一直教导着人们要知恩图报。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仍然比较注重人情，应该说是历史的人情种子留在了我们体内，不断的滋生着，约束着，也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二、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
以上从家族本位、重义轻利、个体至善、中庸和谐及人情主义论述了我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有很多旧的规范已经僵化，并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范都不合情合理。因此，中国伦理中的道德规范精神哪些仍需保留，哪些需要抛弃，在这里就形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国伦理中道德规范的重建是势在必行了。
根据时代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起新的、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这是近代以后的中国道德规范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把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放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国际大潮中，新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就是由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与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的辩证统一。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源于西方，但是我们不能将西方的东西全盘引进。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是有很多问题，有些道德规范可能既不尊重客观必然性，又无价值意义;有些道德规范可能尊重客观必然性但元价值意义或有价值意义但不尊重客观必然性，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只有在传统道德规范了注入西方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才能给原有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伦理和科学、民主的统一，既是中国文化的新模式，也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突破，具体问题如下：
1.“家”与中国道德规范
在前面，我们谈到“家族本位”是中国道德规范精神的根基，血缘关系构成中国伦理关系的范式，家族道德规范成为个体德性的源泉，“家”在中国伦理中具有绝对的地位。家族本位给中国伦理精神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人伦建构上，它形成了“血缘一宗法一等级”三位一体的关系。它的优点在于在个体德性上强调孝道，人伦情感，整体至上等，这恰恰是尊重了客观必然性。这些好的方面，我们仍要继承、保留并发扬光大，但是这种家族本位的道德规范中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它使人的伦理精神意向局限于家族之中，用血缘关系厘定社会关系，从而被统治阶级加以利用，产生了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应该说，中国人精神结构中法制观念、自主意识，自由意识的缺乏与这个缺陷是分不开的。这却有违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在这三方面意识中仍然完全摆脱不了此困境，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一方面要改变原有家族精神中的不足方面，保留并发扬其中具有优越性的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家族关系的变化改变伦理精神的原理和结构。概括地说，就是要改变家族本位的传统，由家族本位变为社会本位，使家族伦理变为社会伦理。同时要改变由家族权威而导致的尊卑等级的传统，形成民主、自由的伦理基础。中国伦理精神的家族本位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对其加以改造，形成一种新的伦理精神格局。只有这种既能保持优点又能克服缺点的新的道德精神，充分体现出它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意义的道德规范，才能被我国公民内化并发扬光大。
2.“人”的理念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对“人”是及其重视的，甚至将人放在核心地位。因此它强调“个体至善”“重义轻利”，当然“个体至善”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强调义务、轻视权利。因此，塑造了极高的圣人人格。这种伟大的人格在中国史上随处可以体现，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困忧民形象都是如此。
在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培养出…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些理想人格表现出一个共同倾向，他们的主体性只是道德的主体性，即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性，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地位、基本权利，而是处处追求着道德理想，处处体现着献身精神。没有把自己放在“人”这个主体的显赫位置，也不注意对自我的珍视，如与之相联系的俗语就深刻地表现出了这一点：逆来顺受、唾面白干、看人脸色行事、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人活着首先不是以自我为主体，甚至不知道自己首先是个人，几乎是在为别人活着，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价我。这种价值取向，桎梏着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体毫无个性和独立性，有的只是无条件的认同和追随，在这种社会中人民也毫无民主意识。这样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严重相悖。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必须倡导人们不仅要有道德的属性，更重要的是有政治的、经济的属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弘扬主体意识的同时，充分肯定个人的责任感意识，应充分重视人的权利，达到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而且要大力倡导民主，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人情主义问题
中国人注重人情，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人仍然是比较有人情味的。这种人情主义道德观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说，造就了知恩图报的人格，人与人之间宽容、互助的特征，以及就像在前厨说到的，在传统伦理中的那种“君之为惠，臣之心为忠”，“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优良传统美德。但是，演变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愈演愈烈的人际结构原则和社会结构原则。这种人情精神的根基使得“亲亲”是出发点，亲属之间、朋友之间，任何事情都好办，无能也提拔，处处托关系，找门路。导致了我们今天颇于无奈的腐败现象。这一切不足我们想要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愈演愈烈的腐败，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社会最终元价值意义获取。如果国人将这种畸形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不可想象，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险。因此，我国道德规范重建立，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强化公平、公正原则，给每一个人创造一个合情、合理场所，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巾以科学的理念引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科学的用人观念，才能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才能使我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我需要强调指出的足西方社会倡导的许多先进的道德规范理念，我们是应该学习的。但是，在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社会产生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如，性观念、责任感意识，所谓的“人权”意识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闳为，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拿来西方的“优良产品”时，也混杂了一些“劣质产品”，甚至足“废品”，反而将我国很多传统的优良美德丢掉了。这是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加以制止的。否则，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字路口上，可能因为国人的严重的道德失范及西方成功地和平演变而迷失方向。这将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此，我国的道德规范的重建问题十分紧迫。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便是国人当前严重道德失范的现实表征，其中的内容无不体现出我国的传统美德，更是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因此，通过借鉴两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弘扬我国优良的民族伦理精神，并且牢牢把握要想让人们内化某种道德规范，必须使此道德规范在尊重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获得价值意义。且人们只有内化了这样的道德规范，才是一个良性社会发展所应倡导并发扬光大的。另外，要将我国的道德规范重建赋予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最终实现巾国道德规范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第三篇: 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
[摘要]实现中国梦，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能靠任何别人的恩赐。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奋斗，任何别人的阻挠也是徒劳的。实现中国梦是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追求，中国人的期望。
[关键词]中华民族 中国梦 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005-02
中国人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奋斗。
一百余年来，中国人为实现中国梦，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和奋斗。这也是中国精神不断得到弘扬和凝聚的历程。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土被宰割，财富被掠夺，人民被宰杀，面临国破家亡、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寻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之道。从此，历经奋斗、失败、再奋斗，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共和国。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又历经艰难曲折，才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精神始终是贯穿在这一百多年历史中的一条主线。
中国精神最基本的内涵，一是爱国，二是革新，近代主要表现为变革、革命，当代主要表现为改革创新。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大国。小生产的弱点是眼界的狭窄和处境的分散，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但是中国又是有着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长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为爱国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共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长期的交往、交融构成了坚固的利益共同体。当代道德建设都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爱国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尽忠报国”受到普遍的景仰，卖国、祸国、误国则受到广泛的唾弃。每当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这种爱国精神就会最强烈地迸发出来。顾亭林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迅速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人们认识到个人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世说新语·言语》)国家好了，个人才能好。个人聪明才智的价值，只有在为国效力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有意义的发挥，报国的青春才能焕发出耀眼的光辉。
正是这样的精神，使无数仁人志士，在国难临头之际，发出了“苟利国家生死已”(林则徐语)的誓言。正是这样的精神，使全国上下亿万民众迅速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一盘散沙变成了坚强的力量，变成了血肉铸成的新的万里长城。共同的伟大目标、共同的中国梦，使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各种不同的主张都能够得到磨合调整，在最大限度上形成共识，共同奋斗;使每个人、每个局部的努力奋斗，能够汇聚成浩浩荡荡、无坚不摧的力量。有了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的最高追求，中华民族长期优秀的道德传统随之得到新的生发，发出新的光辉。适应新的时期需要的革命道德迅速形成。无数为实现中国梦献身，作出贡献的志士仁人组成了近现代中国史上的璀璨群星。
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始终历久弥新，引领着中华民族的灵魂，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商汤《盘铭》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周易·系辞下传》亦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永葆青春。几千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处在不断地适应新的情况，不断发展进步之中。其中也就包含着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不变法不足以图存”，通过革命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进程。当代中国的发展更离不开改革创新。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实现中国梦，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奋斗，而不能靠任何别人的恩赐。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奋斗，别人的任何阻挠都是徒劳的。《周易·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靠得住的就是自力更生。相信人民，相信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要打破束缚这种力量的障碍，打破束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创新的要义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包产到户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民工进城迅速提高了亿万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劳动创造世界，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人的劳动创造。改革创新作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就是树立了以解放中国人的生产力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从而更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同时也就要更加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以勤劳勇敢著称的中国人，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劳动创造的能力、劳动创造的成果，总体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我们当前各种伟大成就的根本来源，也是实现中国梦伟大理想的信心依据。
实现中国梦是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追求，中国人的期望。理想的确立，在人生价值体系中起着引领的作用。正确的理想目标有利于各种道德规范的形成和互相协同，是各种正能量最重要的源，泉。古人说：“志当存高远。”正确人生观的确立，从立志开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语)，“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语)，就自然和安于现状、故步自封、贪图享受、因循守旧、不求进取划清了界限，就能够永葆朝气，不断地进取。
实现中国梦，把个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同国家、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不但为个人生活的不断改善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个人的成长进步和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和最充分的机遇。每个人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各种不同的支持，同时也以自己的劳动向他人提供各种服务与支持。这是一个协力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然体会到，越是能与他人沟通、理解、协调、互爱、互助、互利、互让，越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成功。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群体和集体之中，为群体和集体作出的贡献越多，我们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多。这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和谐，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梦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但是，前途仍然多艰，需要克服的难题仍然甚多。继续发扬中国精神，团结一心，自强不息，永远朝气蓬勃，不断走向胜利。这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伦理学界的光荣任务。
第四篇: 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
摘要：为服务新重建的本体论，熊十力改造了儒学方法论。他提出“思证兼用”，引入理智思辨方法，为儒学体悟直观服务。同时，又提出“思修交尽”，以儒学道德修养的“工夫论”来规范理智法与直观法之操作程序。这种“即本体即方法”的“本体方法论”，契合儒学“良知本体论”之内在逻辑，附应“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架构，亦为儒学良知本体论的开放性，寻获了思想方法的新进路。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046-07
关键词：本体论;方法论;理智法;直观法
Abstract：Inordertoservethenewlyreconstructedontology，XiongShilireformedthemethodologyofConfucianism.Heputforward“connectingrationalityandintuition”，introducingrationalthinkingmethodtoservetheintuitiveunderstandingofConfucianism.Healsoadvocated“moralitydominatesreason”，tostandardizetheoperationprocedureofspeculativemethodandintuitivemethodby“GongfuTheory”ofConfucianmoralcultivation.This“noumenon methodology”of“isontologyismethod”，itconformstotheinternallogicofConfucian“conscienceontology”andtheontologicalframeworkof“integrationofnoumenonandfunction”.ItalsofindsanewwayofthinkingmethodfortheopenofConfucianconscienceontology.
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熊十力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并将其视为儒学本体论、认识论合法性之核心论据。其代表性观点，即是将理智法引入儒学方法论。对此，学界虽有相关研究，但对他在“体用不二”之本体架构中如何处理“理智法”与“直观法”之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两方法与儒学心性工夫之关系，则较少深入讨论。而借助“思证兼用”与“思修交尽”两命题，梳理其在不同时期的论述，可把握其基于儒学“即本体即认识即方法”的独特逻辑而建构的“修养工夫→理智思辨→体证直观→修养工夫”的“本体方法论”和“本体认识论”，从而为思考儒学的现代新开展提供重要启示。
一、“体用不二”与儒学本体论的方法要求
西学方法与儒学方法之关系，乃当时儒家讨论焦点。与梁漱溟、熊十力同被称为“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曾力辨儒学与哲学之不同，批评“西方哲学研究方法”。在他看来，儒学本是“自得之学”，以穷理尽性为目的，专注“切记体会”，久而久之，则可“豁然贯通”。哲学则是“知识之学”，专注分析解剖式的梳理研究。他还批评当时部分人迷信分析方法，说：“今人于古今修辞立诚之旨全未识得，独喜称逻辑，以为治哲学者所必由。不知逻辑本身便是一种执，律以破相之旨，便在当破之列。如禅师家言，非情识所道者，岂可辄以逻辑妄加格量？”[1]969又说：“今时科学、哲學之方法，大致由于经验推想观察事相而加以分析，虽其浅深广狭，所就各有短长，其同为比量而知则一。或因营思力索如鼹鼠之食郊牛，或则影响揣摩如猿狙之求水月。其较胜者，理论组织饶有思致可观，然力假安排，不由自得，以视中土圣人始条理终条理之事，虽霄壤未足以为喻。盖类族辨物必资于玄悟，穷神知化乃根于圣证，非可以袭而取之也。足下于时人之书，信能多闻而博采矣，独恨于儒家本源之学未尝致力，未有以得之于己。”[2]519
熊十力长期关注西哲“科学方法”与儒家“玄学方法”。在他看来，前者主要借助概念命题、理智思辨去外在描述形上本体，仅以对象性认识去“假想”某种外在的“物事”或“存在”。后者则肯定“天道”呈现于本心“良知”，主张在道德本心上用功，即可领会宇宙万物终极本源。他强调，前者囿于“主客关系”和“能所关系”，只能借助“理智思辨法”和“逻辑分析法”;后者则是以自性显发、良知呈现为主要形式的“体认方法”和“体悟方法”。儒学此种特殊的思想方法，表现为“不落文字”“休止思辨”“逆觉体证”“反求实证”，因而可谓一种特殊的“直观法”。
面对当时学界以分析思辨法去改造中国哲学，进而拒斥或取消形而上学之主张，熊十力则坚持形而上学乃“哲学底正宗”，尤其“穷极万化之原”乃儒学本体论之“本分内事”。因而他批评当时学界“日日空言方法”，或为“知识”所障，或为“言语”所弊，陷入支离破碎之“意见”或“私见”。按其观点，仅以纯粹的对象性、逻辑性、思辨性方法，只能成就科学知识，而不能成就儒学本体论知识。不过，遍览他各时期著作，虽随处可见其对学界滥用“理智思辨”之批评，但在自身本体论建构中，他又始终运用“理智思辨法”，并专门阐发其“思证兼用”与“思修交尽”之说，塑造了全新的儒学方法论。
在由佛转儒后，熊十力即明确服膺儒学良知本体论，继而将其视为中西哲学史中诸多本体论之“判教”标准。例如，他曾依据形上本体与形下器物之关系范式，细致辨析了古今中西的错误认识：一是“计执实体是超脱乎法相之上而独在”，以***的上帝，佛教的真如，唯心论的绝对精神为代表;二是“计执实体是潜隐于法相之背后”，如唯识家的种子说，康德的物自体，老子的道都属于此类;三是“计执实体是空洞寂寥，包罗宇宙万象”，以道家的“道”，张载的“太虚”为代表。并认为上述三派观点的错误之处均是“脱离宇宙万有而纯任空想去造出一种宇宙实体”。[3]305-306他主张，相比错谬，中国哲人要重建本体论，必须要立足儒学天道心性贯通之逻辑，采取形上寓于形下、本体寓于现实之理论原则。 而在阐发其主要思想尤其是本体论思想时，他对本体之实体性、实在性的论证尤为重视。加上受西方哲学、科学之影响，他颇为注意对本体范畴、“体—用”关系之辨析、界定与论证。因而，他实际处处在使用理智辨析、性质界定、逻辑推论等方法。例如，他始终认为认识形上实体，需要辨别与把握其复杂的性质与属性。而“宇宙实体具有复杂性，非单纯性”[4]147，甚至有些对本体性质与属性的认识根本是错误的，为此需要以理智思辨、逻辑分析为方法，细致界定本体的正确属性1。
而对本体诸种性质之判定，显然不是得自对本体的直接观察，只能是参照万物的无穷功用、生化不息，去反推本体之创生性;参照无穷功用之生灭，去领会本体之永恒性;参照现实万物之局限性，去把握本体之绝对性。这样，“体用不二”的本体论重建就以认识论为基础。在早期的《新唯识论》中，他强调形上本体具有六种规定性：1.是备万理、肇万化的;2.是绝对的;3.是无形相的;4.是永恒的;5.是圆满无缺的;6.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3]94在后期的《体用论》一书中，他归纳本体四种规定性：1.万理之原、万德之端、万化之始;2.即无对即有对，即有对即无对;3.无始无终;4.是变与不变的统一。[3]14其主要论据正是基于对现实的功用、现象、器物之经验性、综合性、归纳性认识。
这种“认识论—本体论”之特殊逻辑亦体现在对“体—用”关系的理解上：“一、浑然全体流行，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是谓本体。二、本体流行，现似一翕一辟，反而成变。如是如是变，刹那刹那、顿起顿灭、顿灭顿起，实即刹刹皆是顿变，无有故物可容暂住。奇哉大变！无以名之，强名曰用。三、离用无体，本体举其自身全显为用，无可于用外觅体。四、离体无用，大用流行实即本体显为如是。譬如众沤起灭腾跃，实即大洋水显为如是。五、体备万里，故有无量潜能;用乃唯有新新，都无故故。六、本体真常者，是以其德性言，非以其自体是兀然坚住、无生无造、不变不动，方谓真常也。”[5]301
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他提出形而上之本体与形而下之物事乃“相即不离”“体用一源”的关系，以“体用不二”“天人不二”“体用不二”“心物不二”为重建本体论的根本原则。为更形象地阐释二者关系，他也常用“海水众沤”“冰水之喻”“转燃香现火轮”等比拟方法、论证方法、启发方法。例如他解释说：“万变皆道之显现，离万变不可觅道体。譬如大海水，呈现为起灭不断的众沤。大海水不在众沤之外，谓于众沤而识大海水则诚然;谓大海水即众沤之总名，则是执众沤为实有，而大海水为虚名，无实自体矣。其实，唯大海水有实自体，而众沤非离大海水别有自体也。明乎此喻，则知道道体虽不是超越万变而独存，亦不可说道体即是万变之总名。”[6]423而对于本体的创生性，他也举例说，将燃香猛力旋转，即有火轮相现。宇宙众相，流行不住。而每一个现象器物之现，只是本体真实流行过程中的“一种节序”或是“一团作用”。[6]372
除此之外，为对应器物、功用、现象之生灭变化，他赋予本体能动性。并借助两种功用来解释：一种是翕，即是表现为凝聚力，是物化的、静止的趋势。另一种是闢（也做辟），是“运乎翕之中而显其至健者”，能够不断创造、开发、演进，是遍运乎物的活泼能力。一翕一闢两种功用相反相成，相待相涵，共同推动着宇宙运转不停，进而化成万物。而依据本体的本然的创生性、创造性，他又完成了其从宇宙演进的客观“道体”向内在“心体”的递进。
这是因为，如果说以大海水和众沤所喻之本体是宇宙客观演进之“道体”，那么，万物之中唯一能承继、领会与印证此本体“内容特性”（牟宗三语）的只有人类之本心良知。从此“本心”与“道体”之内在统一言，“本心”即有资格被视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3]397-398也正因唯人能“即物穷理”，能“实现天道于己身，而成人道，立人極”。他赋予了“本心”以创造性、道德性、超越性，逻辑导出“心是宇宙实体”。如“本心元自昭明，无有迷暗，万化之起，万物之生，万事之成，皆从昭明心地流出”、“心不失其本体之德，故即心而识体”、“即于此心识得天地万物本体”、“既于心而知其是本体显现，则万化真源，不外一心，故说心为万物之主”。[5]194
而为明确心本体之能力，他亦细致辨析其内涵维度与解释效力，指出：“本心即万化实体，而随义差别，则有多名;以其无声无臭，冲寂之至，则名为天。以其流行不息，则名为命。以其为万物所由之而成，则名为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则名为性。以其主乎吾身，则谓之心。以其秩然备诸众理，则名为理。以其生生不容己，则名为仁。以其照体独立，则名为知。以其涵备万德，故名为德。”[7]57
至此，基于“创造的同一性”，“道体”与“心体”融贯为一1。在内涵上，本体“不是僵死的、机械的、纯粹客观的、外在的‘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刚健自动、主客内外合一的‘生命本体’;不是自外于宇宙万象和人类生活的所谓‘超绝本体’，而是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的、动态的有机整体。同时，它又是内在的‘道德自我’即‘道德主体’。”[8]26熊十力还曾强调：“心体即性体之异名。以其为宇宙万有之源，则说为性体。以其主乎吾身，则说为心体。”[4]173
总之，无论是其本体论的理论建构，抑或深入把握其思想运演逻辑，均需借助辩证思维、概念分析、归纳演绎、内涵比较、理智判断、思量推度等方法。但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对本心良知的道德属性、境界指向的一般规定性，又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修养方法、体证方法。所以，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的特殊逻辑，已经内在体现了融合理智思辨法与修养体证法之方法论要求1。
二、“思证兼用”与“思修交尽”
在当时，张东荪就发现熊十力既批评崇拜理智法，又暗度陈仓将其嵌入本体论方法。尤其对“本体的性质”的分辨与论证，无一不是采用分析法、推论法、思辨法。梁漱溟也与张东荪观点一致，批评熊十力将“推论”和“想象”方法施用于良知本体论，而“却不悟向外求知既陷乎能（主）所（客）对待之间，早与本体无涉”，并批评他在科学方法与本体方法间“迷糊不清”，将所谓“本体方法”与“科学方法”杂糅，最终导致本体论根基不稳。与其相对，梁漱溟主张儒学只能用“证会”“默识”“证悟”等直观方法，而不能迷于逻辑分析、理智推论。事实上，梁漱溟在批评熊十力时，又抄录《十力语要》中肯定“证会”“默识”的段落，赞同熊十力在“本体—认识论”中对直觉法的肯定态度。[9]778 熊十力重建的本体论根本要求理智思辨与修养体悟之统一，所以，其本体论的方法论，必然表现为“理智法”与“直观法”之协同配合。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他均强调：“玄学之所致力者，不仅在理智思辨方面，而于人生日用之中涵养工夫，尤为重要，前者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其义与此相关。”[10]13又告诫说：“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须并重，……体认非修养不能臻，故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10]212但是，对于作为玄学、哲学的儒学，如何实现理智思辨、体认直观、德性修养之内在程序对接与操作配合，他却没有集中阐明。而通观其各期论述，笔者认为，借助“思证兼用”“思修交尽”两命题可更好把握其重建本体论的方法论。
熊十力之所以肯定理智法，乃是有意改变儒学“不尚逻辑，本无系统”，“文无统纪，单辞奥义，纷然杂陈”之缺陷。但同时，如何既发挥理智思辨对概念命题、认识步骤、思想逻辑之积极作用，又规避其容易囿于经验语言、经验思维的局限性，使其始终服务于对儒学超越本心实体之阐释，则是儒学重新型构方法论的重中之重。在他看来，当时一些学人虽同样认识到理智思辨可助力儒学思想的系统化、形式化、逻辑化，但却以方法僭越理论，以逻辑分析剔除儒学良知本体，最终完全背离儒学逻辑。如他明确批评：“今世之为玄学者，弃智而任慧，故其谈体也，直意为思议所行境界，为离自心外在境界。”[3]10-12
所以，他虽肯定理智思辨之重要作用：“极万有之散殊，而尽异可以观同;察眾理之通贯，而执简可以御繁;研天下之几微，而测其将巨;穷天下之幽深，而推其将著。思议的能使，是不可胜言的。并且思议之术日益求精。稽证验以观设臆之然否，求轨范以定抉择之顺违，其错误亦将逐渐减少，我们如何可废思议？”[11]267但同时，他又将其置于“始乎理智思辨，终于超理智思辨”的良知本体论的方法框架中。
尤其是，他引入此方法框架的“理智”，并非纯粹“主—客”对立范式下的科学理智，而是以超越本体为认识对象的“本体理性”主导下的附属思想方法，也即是在“性智”规范下之“量智”。在作用上，此特殊“理智”类似于佛家费劲千言万语，扫荡“情识计著”，破种种错解迷执之法：辩证的思考、关联的比拟、错位的指向、辨析的推导。在熊十力看来，此方法主要服务于儒学核心的体证方法，根本为“趣入证会境地之一种开导”[6]189。显然，此“开导”说，同时亦明确了新的儒学方法在程序步骤上的两个阶段：在“理智”阶段，以“能—所”与“主—客”视角来审视“非”本体之错误对象，而“超理智”阶段，则在语言论述与理智思辨之“百尺竿头”之后，仍要“再进一步”，将所有关涉本体之信息要素、认识资源、实践工夫等“信息源”“知识点”实现“有机式的融合”与“飞跃式的整合”，进一步消除主客对立、物我对立，并“观其会通而究其玄极”，最终达致本心仁体与宇宙道体合而为一之“超理智的境界”。
从两阶段方法的形式看，从“理智”到“超理智”乃是思辨分析法与体证直观法的统一。“思者思辨，或思索、思考，皆谓之思，此理智之妙也。极万事万物之繁赜幽奥，而运之以思，而无不可析其条贯，观其变化。……证者，本体呈露，自明自喻之谓也。学至于证，乃超越思辨范围而直为真理实现在前。”[6]151所以，无论是某些科学主义者，还是哲学史中的某些本体论，它们或溺于分析思辨，或锢于体悟证会，或仅外在混杂二者，在方法运用上均是错误的。他批评秦汉以后学人，思辨、体认“二者俱废”、宋明儒虽高谈体认，而“思辨未精”，难免以“混沦为体认”，清季以来，国人更“炫于理论，更不悟有体认之境”。[5]300总之，他认为只有“由思辨而归于体认，直证真理”，方为哲学本体论最恰当有效之方法论。
整体上，“思证兼用”，即是以作为“性智”的附属方法——理智思辨法为基础，通过“从知识方面种种遮拨、各种开诱”，最终借助体认直观法引导人们上达“玄学上超知之诣”1。他强调：“大哲学家之思辨，由实感发神解，神解必是悟其全，而犹不以傥来之一悟为足也，必于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之际，触处体认、处处思维与辨析，然后左右逢原，即证实其初所神悟者。至此，若表之理论以喻人，固亦是知识的，而实则其所自得者是超知的，但不妨说为知识耳。”[3]39
在作用上，理智思辨，可提供正反两面的“经验知识”，供道德判断之用;体认直观，则将诸多有效但零散之“经验知识”统合提升，最终实现认识的飞跃：“有体认之初，以主乎知识，则只是不限于琐碎，而有以洞彻事物之本真;有知识，则辅体认之功，则体认不蹈于空虚，而有以遍观真理之散著。”[12]201这样，熊十力所谓的“体认”，并非情感信念体验的“悟性直观”，亦非一般科学研究中的“知性直观”，而是内省道德良知，反诸德性自我去自觉自证的“德性直观”。这种特殊的直观，首先是一种“离言”“离思想”，“不起推度，不杂记忆与想象等作用”之“实证”。所谓“离言”，是到此时“言语道断”，摆脱“言说相”;所谓“离思想”是不杂丝毫想象与推求，摆脱“构画相”。其次是“不杂记忆，不起分别，此时无能所、无内外”的本体自明自现，是自我呈露道德良知的“真体现前，默然自喻”。
这种“德性直观”得以可能，完全基于主体的道德认识、道德观念、道德判断之水平。因而，“思证兼用”虽是理智法与直观法兼用，但二者却始终是在儒学道德心性修养、心性工夫之框架下展开。这是因为，在儒学论域中，良知本心方为形上本体，只有借助道德修养工夫，方可自识本心，也即“夫本体必待修养而始显”[3]752。所以，在根本上，主体的道德修养才是决定何时使用理智思辨、何时实现体证直观的终极主导。而审视“思证兼用”任何一段方法程序有效性之终极标准，亦是以能否有效呈露道德意识，实现良知的保任与扩充为原则。这样，“思修交尽”虽在形式上是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般的理智法与儒学道德体证式的修养法之互动交替，但根本却始终是以修养工夫为第一要义与核心准则。
由此，我们方可理解，熊十力早年主张“西哲思辨，须与东圣修养冶于一炉，始可得到本体”[11]690之深意。也即是，“思证兼用”之方法递进程序，始终是以儒家道德修养为依托载体的，从理智到超理智的方法形式，根本是与“操存本心”“保任本心”“不杂妄想”等儒学德性修养之工夫论内在统一的。无论是理智法、直观法，均为使“本心不受障碍”，均为辨别错误认识，剔除错误信息，“由微至显”呈露本心的“修养的方法”。 一方面，正是此道德修养、德性修养之价值取向，才会保证“思证兼用”不断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飞跃，服务于“明心见体”的境界超越目的，从而不断地深化、拓展对本心良知道德意涵的认识。另一方面，从认识内容看，“洞见道体”，并非儒学之终极完成，而是之后“更须大有致力处”——遵循“体用不二”“知行合一”之逻辑，既“明体达用”，以道德认识指导道德实践，同时又依据新道德实践作为认识本体的新起点。这样，方可理解熊十力既主张“始乎思辨而必极乎体认”，同时亦坚持“体认有得终亦不废思辨”，[12]附录方可理解其将儒学称为“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10]12
熊十力之所以提倡“思证兼用”“思修交尽”，目的有二：一是意在规避理智法之局限性，维护儒学道德修养、境界超越范式之合法性。二是明确对治佛、道形而上学“溺于虚寂”。即在“自明自觉”“自证本心”“扩充内发”的“即工夫即本体”方法之前嵌入理智认识阶段，将体证体悟式的“直观法”借助“理智法”对接上现代学术之一般范式，且以此认识阶段之理性化、科学化、知识化，规避原儒学体证直观之神秘性、主观性。事实上，他明确批评古代儒者用静养工夫把后天习染减尽的“绝欲工夫”。认为此法“专向内心”，进而“必走入寂灭”。同时还容易“好执意见”，“孤制其心，少作格物的工夫，结果自非拿他底意见来做天理不可”。[14]513
三、新方法论与“儒学知识”的现代开展
近代以来，“科学方法”传入，以器物现象的构造质素和规律的“现实解释”风行世上，其“科学方法”“验证原则”曾强烈冲击儒学。而儒学聚焦形上本体——道德性实体的“道德知识”“超越境界”，亦被拒斥者视为非科学、非知识的某种类似诗歌、宗教的东西，并明确将其拒于“科学知识”大门之外。与此同时，部分儒者为捍卫儒学合法性，反而顺拒斥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儒学知识境界之特殊性，甚至完全否定以现代学术方法改造儒学之主张。他们基于儒学“内向超越”主旨，将儒学的方法论、认识论解释为与经验知识、现实世界无涉的纯粹“心性工夫”，从而将儒学天道心性贯通的形上学逻辑完全筑造为自我观念生产、心灵神秘体验的“理论闭环”。显然，唯科学主义者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特殊性为“想象的一般性”，遮蔽了儒学知识的特殊性。而保守主义者以良知境界作为儒学护身符，亦是以修养工夫方法的特殊性阻碍了儒学自身的知识化、哲学化。
相比之下，熊十力在他认识到儒学、玄学、哲学“乃一事”之后，即不再将理智法与儒学工夫论对立起来，亦不再将儒学与知识对立起来，而是兼采西学思辨法、佛学证悟法、儒学实证法而“冶为一炉”。他转而思考中、西哲学的“合作”，主张“修养元不屏除知识、知识亦离不开修养”。[6]107而融合理智思辨法与儒学修养实证法的尝试，也为他处理儒学本体论与科学知识的关系问题提供方法论助力。这是因为，从义理逻辑上，身居“科学时代”的儒学要自证其合法性，依然可从其良知本体论中获取理论依据：在存在论维度，“体用不二”可为“器物世界”提供“本体论承诺”;在认识论维度，“闻见之知”乃“德性之知”的发用。但儒家究竟如何从自身“仁智合一”的人格中，开顯出科学理性、知识理性，才是儒学认识论所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而上述“本体方法论”的特殊程序架构，正可为其重塑儒学认识论提供方法接引：“思证兼用”可更新修正儒学的认识方法，借助理智思辨法聚焦“经验知识”的“外向路径”，开放拓展儒学的认识对象与认识视域。从而使儒学认识论获得动态的开放性，以对“科学时代”的新经验提供新解释，对新实践提供新规范，进而将儒学变为现代文化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一环。而“思修交尽”的认识方法所体现的儒学“道德优位性”原则，也提供了审视、反省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现代知识创制、知识实践的重要依据，即对治“科学知识一元论”“科学价值至上论”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
所以，其改造儒学方法论之目的，显然不只为构造“一般知识范式”的理论系统，而根本是在“新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实现“儒家思想的复活”（张君劢语）。为此，熊十力表达了借助理智思辨法，突破儒学心性工夫容易导致的“闭环系统”之用意。他希望借助理智思辨的对象性认识思维去对接科学、民主社会的新的“经验知识”——科学实践、民主实践。这是因为，按照“体用不二”原则，儒学道德良知之超越理想，始终动态寓于现实社会之实践交往过程中。古代儒学纯粹聚焦农业社会礼法实践与道德规范，方单纯提倡心性工夫。而随着社会文明向“科学时代”前进一步，良知本心也要将道德视域拓展一步，以此保持儒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对新的社会经验之“超越解释”。因而对儒学而言，“经验知识”不可或缺，整理经验之理智思辨亦不可或缺。可见，理智思辨法，对拓展儒学经验认识之界域，动态保持儒学解释效力的开放性，具有重要作用。
这种借助增补理智思辨能力，以支持儒学本体论的“超越解释”效力的想法，在他的弟子，著名的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唐君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们不但主张儒学要主动解释科学实践、民主实践等“经验知识”，还以良知本体为科学、民主两质素提供“本体论承诺”，而这种由良知本心从本然的道德理性重新转出科学理性之问题，既是本体论问题，又是认识论问题。显然，后者必然关涉儒家特有的“道德理性”与理智思辨法、逻辑分析法所代表的一般“知识理性”之关系问题。而牟、唐的解决方式，与熊十力既借助理智思辨对接“经验知识”，又始终凸显道德意识“优位性”的思路完全一致。因此，熊十力对方法论的重塑，对认识对象的拓展，既为儒学本体论、认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又为儒学本体论在科学民主时代的“开放性解释”提供了可能。
当然，笔者也想指出，虽然熊十力自觉限制儒学本体论的神秘主义倾向，但理智思辨与体证直观，以“经验知识”起，却以“境界修养”终。而这种“修养境界”，乃是“离一切虚妄分别相，直接与实体冥为一如”的“通内外、物我、动静、古今、浑然为一，湛寂圆明”之状态[6]189，以及“会万物而归一己”“会天人而穷其真际”“合内外而冥证一如，融动静而浑成一片”之状态[10]16。因此，本心良知在达致这种“主客合一”“心物合一”的超越状态后，还要重新设定新的对象性思维，方可重新开放以接纳新的“经验知识”。而此中关键，则在于良知主体能否自觉“让开一步”，既为儒学的认识论敞开进路，又不干扰人类其他的知识研究、知识生产、社会实践之独立性。所以，反省儒学方法论的有效应用与合理运用，关键不在理智思辨法是否运用娴熟、精准与到位，而是如何限制儒学传统心性工夫、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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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
摘要：案例教学在提升思政课堂教学效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思修课程案例教学方法上，要做到善于创新、善于提问和设问、有文化内涵与思想、讲求教学思路的逻辑性和教学风格的幽默感。
关键词：思修，课程，语言
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政课的建设，案例教学可有效地提升思政课的质量效果，案例教学可以让师生在课堂上产生共情与共鸣，让学生在良好的情境当中愉快地接受思想教育，将个人情感与对党和国家的情感交融在一起。
思修课程案例教学有诸多原则、特点和规律，教师要善于发现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心理状况不断研究探讨，在分析规律和特点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并运用到思政课堂教学中，进一步达到思政教育良好的效果。
1.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思想性与文化性
思政课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选取的案例要有力鲜明体现政治立场，表达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好意识形态。思修课程案例应当是正面的，传递正能量的，体现其思想性。“水必有源，而后不绝”，思修课程中很多教义思想来自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也是本门课程丰富的案例来源。教师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吸取营养，增强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文化底蕴，引入各种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能够提升教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加强正面引导，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的同时，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的知识点，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2.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逻辑性
思政课要以理服人，通过缜密的联系，在各个知识点之间，架起桥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好沟通，实现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正确性相互呼应。这就要求思修案例教学要有良好的过渡和设计，能够自然而然将各个知识点衔接起来，让学生明白前因后果，明白各个知识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牵一发动全身，能够自然而然地联想相关知识，便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实现课程培育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情感的教学目的。
逻辑性还表现在案例设计得简洁有力。思修课程案例教学要简明扼要，言简意赅，要能够说到点子上，让学生清晰明白理论的论点和指向。教学语言要深入浅出，用通俗的语言让学生明白思政大道理，让大学生从思想上、政治上、心理上有真正的认知和收获，这样才真正发挥了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功效，否则大道理讲得再多也只会让学生越发的麻木。
3.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情感性
思修课程案例教学应有真情实感，在情感上要接近学生，语言要朴实而有效率，语言是外在的力量，要走进学生的内心深处。思政教学效果的实现有赖于语言的外在力量与学生的内在心理相契合。
案例教学要契合学生心理的特点和需求，这就要求老师能够知道学生心理、知道学生所思所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善于通过案例教学的表现力，寓情于景、寓情于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将案例、理论和情感相互贯通交融，这样才使师生充分互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思想教育。
4.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创新性和时代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代表独立、逻辑和创新。[1]例如“打老虎拍苍蝇”，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地显示了党中央反腐的决心；再如“中国梦”只用三个字就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为了理想不懈努力、从不放弃、一以贯之勇闯难关的精神支撑起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又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形象地说明了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性，这句话相近于“一日之计在于晨”的名言警句，同时又有自我的创新，更加形象生动说明了人生道理，让人耳目一新，更加易于在思想上认同教育和教导。
思修课程案例教学有其特有的方法与技巧，思政老师应在以政治性原则为核心的基础上，将案例内涵和表现力不断丰富，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本人特点的教学方式和教育方法。
1.教师应丰富自身文化涵养，善于发现古今中外案例的思想性
教师要充分学习和了解各类学科知识，丰富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内涵和思想。既要涉足哲学社会心理人文知识，也要具有理工科基本常识，了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变化，将各门各类知识融会贯通，对各种人物先进事迹有良好的感知，将其恰当地融入思政教育中，这样才能够深入浅出、综合各家之长，让学生深刻认识认同课本教材所传递的价值观。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有良好的文学底蕴和文化功底，各种成语词汇，各种名言警句，能够信手拈来，这样才能够提升语言的形象性，加强语言的冲击力；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绵远悠长，中华文明悠久灿烂，中国古人勇敢勤劳，中华文字博大精深，各种人物故事经典精彩，都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案例内涵；各种优秀人物故事、思想和文化事例引用的好，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各种成语、警句运用得好，能够恰到好处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提升教学的档次和效果。
2.善于创新和借鉴
在思政案例教学中要善于创新方式方法，比如营造语言环境，让语言表达更清晰、更活泼，能够寓教于乐，引起学生的共鸣，使得课堂气氛更为生动；案例选取要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以更接近学生思想与实际的方式，让教学具有更强的活力，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师可以将思修课程案例教学中的修o与创新结合起来，化繁为简，将抽象的概念表达得更形象、更准确，将教材的思想和理论更生动地表达出来，让同学易于理解，唤起学生的思维认知。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当中，有许多新名词、新词汇，高瞻远瞩、光彩夺目、立意深远，这些是最好的教育题材，有着良好的教育效果，在教学中可以借鉴这些名词和概念的立意、导向，向学生深入分析其内涵，让大学生在感受语言魅力的同时，思想上得到不断升华。
3.案例教学要善于找到学生的兴奋点、兴趣点
将学生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是高校立德树人的突破口。[2]教师应该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既包括学生的价值观理念，也有政治思想的认同与发展，还包括学生个人的心路历程和变化。要让学生信，首先要让学生在心理上有亲近感和认同感。
在思修课程案例教学中，要善于发现学生的思想关注点，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找到学生潜意识中的思想问题，进一步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增添学生的亲近与信任；多与学生交流解学生的困难，观察与发现学生生活的困难和思想上的困扰，善于发现学生所存在的问题，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会让学生产生信任感，愿意将内心世界呈现给教师；在良好互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鼓励学生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相契合；将人生道理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这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较高层次。
4.案例教学要善于设计和提问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曲折才有起伏，有起伏才能形成学生的高度注意力和关注，引发学生的认真思考，在引导学生好奇心的进程当中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在思修课程案例教学当中问题的设计很重要，要考虑到学生思维的规律，切忌平铺直叙，要在平淡无奇之中，让学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要说的话，学生其实已经预想到了，说明教师的思路已经在学生意料之中，会让学生失去好奇心，从而注意力不集中，开始做自己的事，就会出现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玩的现象。
问题设计得当，才能让学生积极思考，思维得到提升，思想得到升华。高速公路的设计当中都是有一定的弯曲度的，原因在于如果高速路是一条直线，长时间单调没有变化，会使得司机产生疲劳感，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易导致交通事故；同样的道理，在教学当中，教学设计一定要跌宕起伏，这样可以更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知识问题的明暗变化中，跟着教师的思维走，引导学生关注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达到教学目的。
5.思修课程案例教学讲述和分析中应注重语言的功效
幽默的语言能够显示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想水准，显示一个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技巧，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提升教师的教学风格层次。教师利用语言技巧三言两语将复杂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寥寥数语说得大家开怀大笑，心服口服，显示了个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基础，更彰显了个人的人格魅力。
总之，思修课程案例教学有其特色和要求，作为教师，要多思多想，了解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思维特点，让学生的个性和学习天性得到充分释放，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想力；要不断探索思修课程案例教学的规律，让思政教育用更好的方式实现教育目标。
（本文系江西省教改课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案例教学方式方法的探析和拓展》，项目编号：JXJG-19-21-4；景德镇学院2019年校级课题党建思政研究项目《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研究论文。）
参考文献：
[1]维萍.“入脑入心”：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困境与对策，[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0（03）
[2]许涛.构建思修课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N].光明日报，2019-10-8.
第六篇: 中国精神的思修论文
[摘 要] 思修课程是职业学院重要的课程之一，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很多领域的贯彻，职业学院的思修课程拥有了更加理想的理论指引。首先结合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的客观情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制定了符合职业学院思修课程客观实际的策略，对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职业学院思修课程领域的有效贯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学院;思修课程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11-0172-02
职业学院的教育改革工作始终将思修课程作为重要因素予以对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职业学院的思修课程领域进行高质量的贯彻，可以为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综合水平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很多职业学院的政治学科教学人员都将思修课程改革策略的实践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一、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存在的不足
（一）缺乏对互联网技术资源的有效应用
在技术层面进行思修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是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有效贯彻的关键。但是，一些职业学院的教师在制定思修课程的具体教学方案的过程中，对网络技术资源的应用性价值认知存在不足，缺乏对技术资源在教学领域应用价值的深入研究，这就使思修课程教学方法的设计依然只能沿用单一的方式进行处理，无法成熟地凭借网络技术资源实现对思修课程的合理控制，很难将互联网技术的巨大应用性价值进行有效开发。一些职业学院的思修课程教育工作者对网络技术资源的基础知识整合方面的价值认知存在不足，缺乏对网络技术资源综合性应用价值的研究分析，這就使互联网技术无法完整有效地应用于职业学院教育工作的改良之中，很难凭借互联网技术对基础知识的完整收集，提升思修课程内容的丰富性，降低了互联网技术资源的应用价值。部分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的教育人员在制定具体的教育工作方案的过程中，对互联网技术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认为互联网技术容易带来使学生玩物丧志的不良资源，这就使职业学院的思修教师在进行互联网资源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理念较为保守的问题，无法凭借对互联网技术价值的正确认识优化思修课程的综合性教育质量，很难为互联网技术资源适应思修课程的优化教育需求提供帮助。
（二）思修课程实践活动组织水平较低
实践活动的高质量组织是保证思修课程的教学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的关键，但是，现有的很多思修课程在进行组织设计的过程中，依然受到职业学院传统教育理念因素的影响，无法完整深入地适应思修课程的组织发展需求，很难为思修课程进一步优化组织设计质量提供帮助，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法在课程的有效设计过程中得到优化。部分思修课程在进行实践活动设置的过程中，虽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具备一定的认识，但对新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发展情况缺乏有效调查，导致思修课程在进行具体设置的过程中，依然只能从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方案，无法凭借实践性质活动的合理组织，实现对思修课程优化教学方案的制定，很难为思修课程有效地实现对实践经验的积累提供支持，也使思修课程的开展很难在实践活动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部分思修课在进行组织设计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性作用认识存在局限，这就使思修课程在进行实践活动设计的过程中，依然按照传统的活动组织模式进行具体内容的设计，缺乏对思修课程内容价值的认知，导致思修课程在进行实践活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无法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因素完整地应用于思修课程之中，导致思修课程无法凭借对实践活动的合理设计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贯彻深度。
（三）教学制度的设计缺乏合理性
制度的设计是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理念在思修课程领域得到高水平贯彻的基础。但是，一些思修课程在进行具体的教学方案设计过程中，对制度设计的主体价值认知存在不足，缺乏对教学制度体系价值特征的关注，这就使教学制度在具体设计的过程中，缺乏对制度资源应用价值的关注，很难为思修课程的合理开展提供支持。一些教学制度的设计理念过于保守，简单地按照思修课程的开展模式制定具体的教学制度设计方案，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因素的关注，造成教学制度的设计工作很难为思修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制度性保障。
（四）思修课程教学考评机制尚不成熟
教学考评机制的构建是保证职业学院的思修课程教育改革价值得到充分显现的基础，也是体现教学评价机制构建质量的关键。但是，一些思修课程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应用的过程中，对教学考评机制的运行特征认知存在不足，缺乏对教学活动推进策略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思修课程无法成熟完整地适应教学活动的改革发展诉求，很难在教学评价体系的建设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也使思修课程的推进很难在教学考评体系建设方面取得进展。
二、提升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质量的具体策略
（一）提升互联网技术资源的应用水平
首先，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的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资源对思修课程教育工作的重要价值，以便网络资源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为思修课程提供高水平的整合资源，为互联网技术充分顺应网络效能管理体系的运行需要提供帮助。在进行网络思想引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互联网技术应用特征的关注，并从网络技术应用的角度入手，合理地制定符合互联网技术优化应用需求的策略，使新时期思修课程教育工作可以成熟完整地凭借互联网技术资源的应用，实现对多种类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使思修课程的教学资源丰富性可以得到优化。在进行互联网资源应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有贯彻经验，对思想引领机制进行有效的构建，保证互联网技术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理念的传播提供直接的支持，并保证各类思想性质的教学策略都可以在技术资源的有效支持之下进行制定，为互联网技术应用价值的完整显现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教师在进行互联网技术应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强化对新时期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关注和应用，使更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可以全面深入地影响职业学院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互联网技术可以在具备广泛影响力的情况下，产生对职业学院学生的深刻影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主导的思修课程可以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得到优化开展。 （二）提升思修课程实践活动组织设计水平
首先，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的教师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实践活动的组织对提升思修课程教育综合质量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水平的重要意义，使思修活动的开展可以更加完整地实现对实践性质活动的合理组织设计，为核心价值观因素更好地融合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的设计领域提供支持，并保证思修课程的开展能够凭借实践活动所积累的经验，更好地提升学生对思修课程理念的理解深度。在进行思修课程组织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加强对实践活动综合性组织需求的重视，使更多的思修课在进行具体的组织设计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实践活动的开展需求进行处置，并保证理论课程的教学活动可以完整地实现与实践活动具体实施需要的精准结合。在进行思修课程实践活动组织设计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职业学院教育性质工作的具体开展特点，对更多的课外实践活动进行组织价值的分析，使思修课程可以在教师具备更加灵活自由的组织能力的情况下得到优化改进，并适应思修课程综合性发展需要。教师还需要强化对学生日常生活之中因素的关注，更大程度上凭借对学生生活性资源的开发，提升组织设计工作的质量，使思修课程能够更好地实现实践活动的创新性组织。
（三）提升教学制度设计水平
在制定具体的思修课程教学制度设计方案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强化对制度资源保障性价值的关注，使所有的教学方案设计工作都可以成熟有效地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需求，并保证为思修课程的有效开展提供帮助。在进行教学制度设计方案建设的过程中，思修课程的教学方案需要进行规范化调整，严格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需求调整传统的教学模式，并以制度性质对创新之后的教育工作内容进行优化调整，以此保证教学制度的设计工作可以为思修课程的高水平开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以更好地适应教学制度设计工作的综合性发展诉求。
（四）优化思修课程教学考评体系
在进行教学考评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高校的思修课程教育工作人员需要强化对教学评价机制构建特征的关注和分析，使更多与思修课程教学体系建设相关的措施可以更加成熟精准地适应思修课程发展的实际需要，为思修课程更大程度上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需要提供有力保障，并为思修课程教学方法的进一步改良提供经验借鉴。在进行教学考评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考评体系可以在先进的理念指导之下进行设计，因此，要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使其可以在思修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发挥足够的指导性作用，为高校的思修课程更加成熟完整地顺应教学考评体系建设的实际需要提供支持。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贯彻是保证职业学院思修课程的质量得到有效优化的基础。因此，针对新时期职业学院思修课程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研究分析，并制定符合實际情况的思修课程教学改革策略，对提升职业学院思修课程教育工作的综合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荣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民办高校“思修与法基”教学改革探索[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5）：140-142.
[2]黄牡丹.论高校思政课程价值观教育使命的提升：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8（S2）：96-98.
[3]吴薇，王孝胜.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思政课的主阵地作用[J].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7（4）：71-73.
[4]王煜珑.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修课改研究：以南京城市职业学院为例[J].教育现代化，2018，5（1）：110-112.
[5]申文明.对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拓展的思考[J].社科纵横，2018，33（3）：126-129.
[6]赵茜苹.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民办高校“思修与法基”课程教学改革[J].时代农机，2017，44（12）：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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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