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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书法
我学书法可以用“有心抱窝无心下蛋”来形容。从学习开始，就想好好练字;结果，计划一个一个落空，净“下了些谎蛋”。
我第一次写毛笔字是小学一年级学“描红”。大仿本印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子，佳作仁，可知礼”等红色大字，让学生用毛笔蘸墨在上面描。看起来是照葫芦画瓢，可描好并不容易。老师批改时，写得好的画个圈，特好的两个圈，不好的打个叉，做学生的谁都喜欢多几个圈，可我得的圈寥寥无几。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叫田松甫的老师，字写得很好，他给我写了一个“格子”让我照着写;不久他离开了学校，我就没有坚持。当年，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抄作文要用毛笔，蝇头小楷，写起来非常吃力;特别是冬天，手冻得生疼，即使带着“手巴掌”， 哆哆嗦嗦写出的字像蟹子爬叉。当看到有的同学因写字好，大家投去羡慕的目光，我有些心动，下决心好好练，但没有付诸行动。
在老家的旧物中，有我父亲学生时代的作文、笔记，不论是毛笔字，还是钢笔字，都写得很漂亮。据说，他十几岁就给人家写对联，在左邻右舍很有名气，夸他有才。小时候也有人夸我聪明，可我十几岁写的字太差劲了。
母亲去世后，老屋卖了，离开老家时所带的几样东西中，就有我父亲用过的字帖：柳公权《玄秘塔》;这是至今我保存的父亲的唯一遗物。这字帖我一直随身带着，可并没有照帖练习，想起此事，就后悔自己没有恒心。可见，一个人即使有聪明的脑袋瓜，自控力差，没有毅力也是白搭。
工作了，作为教师，处处为人师表，字写得不好，在学生面前有些难为情，可并没有人当作问题提出来;直至有一年暑假时，我到教导处交一份总结，收材料的宋老师看了往桌上一放，一板一眼地说：“你这个青年，一表人才，为什么字写得这么难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别人对我写字提出的批评，脸上火辣辣的。宋老师比我年长，知道我爱好绘画，在他看来“书画同源”，既然会画，也应该会写，起码应该认真写。他那句话有点伤我的自尊，但并无恶意。从那以后，我暗下决心练习写字。
宋老师，名叫宋再起，山东烟台人;我1959年8月分配到日照一中，那时他在教导处已工作多年。此人多才多艺，会打拳，会裁衣，会修手表，平时不论什么坏了，只要找到他，他都能对付;尤其能写一手好字，是日照有名的一支笔。总之，后来我学书法，是从他那句话开始的。
1964年开始面上的“四清”， 为避“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之嫌，我放下了笔。1966年开始“**”，按当时的“气候”也不适合搞些不突出政治的事;但恰恰是在“**”期间，我帮着“革委会”抄大字报，写毛笔字的机会反而多了。当然，这种赶任务的抄写，既不工整，也不规范，算不上什么书法。但，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毛笔字了。
父亲的那本《玄秘塔》，我断断续续地临过，老觉得那字体不适合于我。那时，书店里《毛**语录》《鲁迅诗》字帖，多是集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的字，买了也没照着炼;后来，从别处讨来几本字帖，是 “破四旧”抄家抄来的，大都缺头少尾。期间，一位姓张的老师送我一本赵孟頫的《三门记》，一位姓辛的民主人士送我一本王羲之的《圣教序》，行楷相间，字体秀丽，很耐看，也适用，我喜欢上了，以后写字基本上照这两本字帖练习。
**结束后，恢复高考，追求升学率，没有时间写毛笔字。直到退休，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才下决心大干一场。我先写赵孟頫，后写王羲之;雷打不动，风雨不误，有时因事耽搁，必定补上;有时上床躺下了，突然想起今天没写，再爬起来写几张。我坚持多年，兴趣不减，耗费了不少笔墨纸张，确实有了进步。就觉得，当年王羲之写字洗笔，把门前的水湾染成了黑色的“墨池”，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问题来了。真正临摹字帖的人，求工、求细、求微，我很随意，很粗率，只求大概，不顾古人笔法，纵横无羁，只求一时快意。如清人章学诚所说，“膺妄一流，任意改易古人面目，自有毫厘千里之别，不容于影附也。”对此，内行人曾提出批评：说我的字既不像王羲之，也不像赵孟頫，戏称为“杨体”。 我美其名曰意临，像不像帖也不在意，反正熟能生巧，练比不练好。
当然，人家批评的有道理，临帖总要从纸面上体现出门庭来，讲究笔笔有来历，严格照帖不走样，烂熟于心后，再离开贴，写出个性，写出风格;所谓“写进去”，再“写出来”;倘若不，只能算写字而已。有人要求就不这么严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像不像帖无伤大雅，不作过细推敲，以写好字为原则，所谓“顺手拈来均为法”，这种观点为我的“意临”提供了依据。但练了几年，进步很慢。尽管也参过展，得过奖，但徘徊不前，没有突破。还有，因长期在废弃的考试卷子纸上练字，已经习惯了，用宣纸反找不着感觉;有时搞展览要作品，费了不少宣纸，却挑不出能拿出门儿的。
常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别看字写的不怎么样，可文房四宝，一应俱全。湖笔、端砚、徽墨、宣纸，应有尽有，并多是名牌。其他用具也很齐全，像笔架、墨盒、笔洗、毛毡等;还买了寿山石等石料，请人刻了几方印章。字帖见了就买，王羲之、赵孟頫的自不用说，光《兰亭序》、《圣教序》，《三门记》、《胆巴碑》等不重样的就有十几种，其他历代名家，像欧、柳、颜、赵，苏、蔡、米、黄，等等，每家都有好几种版本;另，《三希堂法帖》买了两套，《历代著名书法家墨宝》定价3000多块，讨价还价降到三折，花了1000多买了下来。我家的新旧字帖究竟多少本没有数过，估计总重量起码有十几公斤，我揣想，恐怕在黄岛书法圈儿里是数得着的。
好景不长。2003年，买了一架钢琴，练书法的事渐渐淡了下来。我想，反正不想当书法家，就别难为自己了。倘有书法展也乐意参观，但很少提笔。这样，与书法有关的一切，变成了收藏。字贴整整齐齐放在那里，高兴时拿几本欣赏;文房四宝，成了摆设，没事拿出来把玩。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书法已泛滥成灾”：大街小巷尽是书法训练班、学习班，大小报纸上尽是书法展览、拍卖消息，几乎所有电视剧的卧室里都有书法作品，好像书法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大好承认书法是什么艺术。作家沈从文说：“社会上许多人都喜欢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作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又说，“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人对这些名人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想想也是，有人小有名气，字写得不咋样，便到处题词，大煞风景，特别有些当官的。画家徐悲鸿说：“书法乃简单事，愚人制成复杂，越远越失去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也。”徐悲鸿是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画和字都是一流的，但他并没有刻意做一个书法家。写字作为一种工具，主要作用在于交流，只要写的端正、规范、好看，也就足矣。我们要求人们把字写好，但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成为书法家，没有必要花费过多精力，破费大量纸张，用来写字;有这个时间不如学点别的，如绘画、音乐，它们是有形的艺术，是世界共通的艺术。
顺便说一句，沈从文的字写得很好，其他好些专家教授如胡适、周作人、钱玄同、俞平伯、茅盾、叶圣陶、老舍等人的字写得很好，沈尹默的字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女作家教授如陈衡哲、冰心、凌淑华、冯沅君、谢冰瀅、苏雪林、张充和等，她们的字都很漂亮。他们大都幼承家学，从小练就童子功，书法仅是一个方面，目的在于应用，曾未想当书法家。
实际上，书法在古代也主要是实用，像信函、手札、诗稿、公文等，都非以书法为本位;并且多是私下的，远离场面的书写，这种书写状态是信手的、散漫的、不完整的、甚至三字两字的，是个人最寻常的生活流露。只是，其中有一些人跃出书法的实用常态，以毛笔抒写性灵，书以传情，其字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后人给他们冠以书法名家的美名，将他们留下来的字作为书法名帖，对书法的学习、传承起到示范、推动作用。当下书法生态，似乎倾向于一种功利、商业、娱乐化倾向，从书法的高雅化走向庸俗化，这和书法文脉的传承就背道而驰了。
翻翻历史，古之所谓书法家，首先是大学问家、大文章家、文人士大夫，他们都有重要官职，只是字写得漂亮，被后人尊为书法家。如王羲之，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欧阳询官至太子率更令;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柳公权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师;苏轼曾被召兵部尚书，后改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蔡襄、米芾、黄廷坚等等，都在朝廷做官;其他，如赵孟頫，出身宋朝宗室。南宋末，为真州司户参军。元灭南宋后，应召到大都，任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等，后为韩林学士承旨，官从一品。董其昌，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大清书画名家何绍基，道光十六年进士。咸丰初简四川学政，曾典福建等乡试，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宰相刘罗锅——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另像清朝重臣李鸿章、曾国藩的书法都是数得着的。还有郑板桥，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别看官职不高，他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
我是语文教师，当年，要求学生认真写字：将写字看作人的第二仪表，是人的一项基本功;再，为了高考，做到卷面清晰，书写工整非常重要，这无疑是必要的。今天，由于电脑的普遍使用，在全社会，特别是经常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员，手写机会显著减少，“提笔忘字”的现象很严重，这样，强调认真写字，就尤为必要了。所以，教育部要求小学生每周有一节书法课，高中有相关的选修课，目的就是让学生认真写字，继承好汉字文化。
有些扯远了。回顾我学书法，磕磕碰碰走了不少弯路，但还总算没有白学;我没有成为书法家，但我学会了欣赏汉字。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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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