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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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孚传简介

　　北洋 吴佩孚(1874-1939)，以其独具个性的政治表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成为 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和受中外瞩目的历史人物。这部《吴佩孚传》，分上下册，62章，约70万言，详尽地描述了吴佩孚的一生。作者不惜笔墨，在全面记述吴佩孚一生的生活轨迹和 行状思想的同时，重点介绍了吴佩孚的军事、政治、社会活动以及围绕着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因此，本书堪称研究、了解吴佩孚的重要读物，也是研究、了解早期民国历史的珍贵 参考资料。

　　在本书创作过程中，作者以吴佩孚活动的亲历者或当事者的回忆、当时 新闻报道以及吴佩孚本人的文字作为基本素材，并采取了一定的文学笔法，写出了这部立论坚实、资料丰富、内容生动、文风优雅的传记，可以说是历史记录与文字描写的美妙结合。作为历史记录，是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史料;作为文字描写，具有 艺术欣赏价值。

　　吴佩孚传简介

　　现代人一定非常熟悉民国大军阀——吴佩孚，他生于1874年，死于1939年，堪称一位极富盛名的军事领袖。论家谱，他属于山东蓬莱人，1904年1月，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测绘学堂。

　　吴佩孚一生充满传奇。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既有“一战安湘，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的煌煌战绩;也有土崩鱼烂，四面楚歌，兵败入川，茫然无依的狼狈窘迫;既曾通电反对“巴黎和约”，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博得了“爱国将军”的美誉，也曾摧残工运镇压“二·七”工人罢工，落下了屠杀劳工的千古骂名。他死后，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居然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表彰他“精忠许国”大义炳耀，“足为我国军人之模范”，“可谓中国旧军人最后一个典型。”南京的汪伪政府也“哀悼良深”并连夜下令：三日之内，所有各省市一律“下半旗志哀”，还专拨两万元，特别款料理丧事。当时，北平吴佩孚的住宅门前，素花牌楼矗立，车马络绎不绝……

　　一个落魂失意的旧军阀，为何死后竟会得到当时敌对双方的共同捧场?这个保定陆军测绘学堂出身的一代袅雄，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行伍、或绿林出身的军阀有些什么不同呢?对此，董必武早有定评，他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羽)、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吴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号，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一个民族气节，一个自身清廉，再加上他晚年深居沦陷区，不肯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誓死不当汉奸，这都是应该值得肯定之处。

　　(一)生子当如戚继光，半兵半学中秀才

　　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也就是1874年，农历三月初七日辰时，在山东蓬莱城区县学后街一家字号“安香斋”的杂货店里，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后来被康有为吹捧为“牧野鹰扬”“洛阳虎视”的乱世袅雄、著名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

　　据说，在吴佩孚降生的那天，其父吴可成做了个美梦，梦见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戚继光，字佩玉，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登州，即蓬莱，其父戚景通为人刚直，畅晓边事，治军严明。嘉靖中，戚继光袭父职后所率军队所向无敌，屡败倭寇，时称“戚家军”。1565年，朝廷为褒扬戚继光父子的功绩，在蓬莱建立了总督牌坊，戚继光父子也受到了民众的爱戴和敬仰。

　　吴佩孚幼时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吴可成靠着出租祖传的几亩土地，并在城里开设“安香斋”小杂货铺，经营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维持全家生计。其母张氏，白天帮助丈夫照料小店，夜晚织布纺纱，补贴家用。

　　吴可成夫妇对儿子管教很严。对吴佩孚，父母寄予希望更高。六岁那年，他被送进东邻书塾读书。在书塾先生“黄卷青灯，今日果然辛苦;紫袍玉带，他年何等威风”说教的诱导下，年幼的吴佩孚读书勤勉，专心致志。一天，书塾先生因事外出，其他学生都乘机离座相互嬉戏，唯有吴佩孚静坐读书不为所动。先生回来，喧闹的群童被责，独对吴佩孚赞不绝口。

　　吴佩孚也不例外。在他14岁那年，其父吴可成患病身亡。一家人仿佛栋折梁摧，天崩地裂。店务没人照料，只好让它自生自灭。母子三人生活没有着落，吴母便夜以继日地纺纱。吴佩孚看到母亲日见消瘦的面庞，单薄而佝偻的身子，咿咿呀呀的纺车声，心如刀绞，决心为母亲分担忧愁。恰在这时，登州水师招学兵，对象是年龄为18岁左右的学子，每星期出操上课两次，月饷白银二两四钱。吴佩孚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冒充18岁的学子去报名考试并被录取。从此，便穿上了水师营学兵的服装，一周两次到营里上课练操。期间，又拜了登州府饱学宿儒李丕森为师，开始了“半兵半读”的学兵生活。

　　1896年，正值大考之年，吴佩孚前往应试，居然一鸣惊人，中了第三名秀才。后来，吴佩孚成了直系首领，人皆呼其为“秀才大帅”，即缘与此。

　　就在吴佩孚考中秀才不久，只因管了一件闲事，惹恼了蓬莱电报局长和县太爷，受到通缉，吴连夜出逃，后辗转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在北京，他寻到了崇文门外巾帽胡同的“隆庆客”，掌柜的叫做孙庭瑶，是吴可成的朋友。孙看在吴可成的面上，答应吴佩孚可以住在店内，但不管他的饭。

　　时值寒冬腊月，为谋生计，吴就向孙掌柜讨了些红纸笔墨，在崇文门外摆摊卖起了春联。可年关一过，人们不买春联了，生活又无着落。吴佩孚想到自己读过《周易》，而且喜欢杂七杂八的星象之书，便在门前大街摆起了卦摊。由于他年轻，没经验，算命看相者很少问津。这天，他正守着卦摊发呆，其堂兄吴亮孚来到他面前，说：“你年轻轻的，靠摆卦摊哪是长法?我看，还是投军去吧。”为此，吴佩孚便奔天津投军去了，走上了军旅生涯……

　　(二)学测绘成绩优秀，入军营步步高升

　　1898年，吴佩孚到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的部队当兵，被派在一个姓沈的管带手下当勤务兵，传递文书，为文案郭绪栋所器重，当年即被选入开平武备学堂。1899年，聂军改称武卫前军。次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开平武备学堂停办，吴回武卫前军，担任后路炮兵队官，驻北塘。10月，随军赴马兰峪驻扎。1901年武卫军中、后两路裁并减员，于是，吴改投直隶总督袁世凯，被分派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充当一名正目，所谓“正目”，也就是班长。年余之内，他凭着秀才的根底和对上司的恭顺，连升额外初等官(准尉)、三级初等官(少尉)、二级初等官(中尉)。

　　这期间，袁世凯正坐阵保定编练“新军”。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袁发现军队中急需补充一批中下级军官。为此，袁世凯又在保定开办了各类军事速成学堂，以便快速培养和训练出一批军队骨干力量。就这样，1902年8月，有着在开平武备学堂肄业经历的吴佩孚，以优先条件被选送到保定陆军测绘学堂，在这里除习练测绘、军事外，《左传》、《春秋》之类的古典文学作品，也都列入了必读的“修身课”。

　　吴佩孚传简介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枭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蛰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黩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入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即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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