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故事集合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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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周恩来的故事集合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周恩来的故事1

　　1961年，我走进西花厅，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卫士，从此一直陪伴总理。1976年，总理去世后，我又给邓大姐当警卫秘书。30多年间，通过近距离感受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体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心中无我，永远把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艰苦朴素方显纯真本色

　　周总理的节俭，首先体现在饮食上。

　　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餐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绝不会有生猛海鲜美味佳肴。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泡菜、酱菜、青椒之类的小菜。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3两粮票、4角钱。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大姐的由原来25斤减至13斤。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批评，还会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总理从来没有吃过他喜欢吃的蹄髈，他和邓大姐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1962年6月，周总理去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工作。一到住地，卫士长成元功就给当地接待部门列出了禁吃的菜单，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连鸡、鸭、鱼、肉、鸡蛋、罐头、香肠也列入其中。这个单子也是总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总理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允许奢侈浪费。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亚洲14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3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付钱，内衣不准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又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补丁。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因为这些衣服很破旧，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总理一行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14国访问的第一站。当地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衣服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见了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

　　而这3套定做的中山装，日后更是成了总理时常穿着的标志性服装。时间久了，3套衣服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损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注意。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的布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

　　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能穿久一点。可袜子穿久了总会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袜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总理依旧简朴如一。

　　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以便根据需要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是到了夏天，有一种炙烤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打算给总理换一个日光灯。找来找去，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又不方便到厂家定制。于是，我们请来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了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便请他们为总理又做了一盏小一些的，便于挪动。1974年周总理住进医院，我们把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

　　总理去世后，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也相对便宜的一个。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专门定做的。我们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恩来用完，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于是，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不要再买新的，就用这个，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如今，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严于律己彰显党员风范

　　周总理曾经对我们有“六不准”的要求：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不准搞特殊、不准接受礼品、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不准盛气凌人。对身边人尚且这样高标准要求，可想而知，总理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得更是严格。

　　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离京赴外地视察，一般随行人员只有5至6人，包括秘书一人（视需要决定去分管内事的还是外事的）、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两人。1967年后，总理因心脏不好，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前站人员一两人负责联络。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

　　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馆、不戒严。

　　周总理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绝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

　　“**”前的几年，总理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但总理看戏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自己还有警卫局派去的人的票钱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们要买票入场。

　　周总理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961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时间久了，手表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总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于是就请上海方面的同志帮忙选一块，这事很快就办好了。当时总理正在开会，我们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报告，他就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张树迎向周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他要我们马上把表退了回去。

　　在外吃饭要付费，是周总理特别强调的一条规矩。

　　196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辩论结束已到午饭时间，总理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到了那，我帮总理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馒头。总理对我说：“你付钱。”他看着我按价付了0.25元，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着馒头，走到餐桌坐下。此时，学生们都围了上来，总理便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气氛很活跃。这时，热情的厨师为总理送来了一碗汤，北京人称之为“高汤”，做法比较简单：葱花、酱油、香油，用开水一冲，便是一碗汤。饭后，总理叫我补交这汤钱，厨师无论如何不肯收。总理说：“你不收，我就不走。”厨师见状，只好叫我补交了5分钱，把原来开好的0.25元钱饭菜的收据改为0.3元，总理这才满意地离开。

　　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送别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总理决定请我们去“楼外楼”饭庄吃饭。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说：“10元1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负责人只好又收下10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的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这时，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总理还惦记着这件事，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补交他们钱。”于是，我又把这10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给饭庄。

　　不贪分毫展现无私本色

　　周总理将“公”与“私”的界限看得很重也很清，公家的东西，他从不贪一分一厘，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洁风范。

　　周恩来总理遵照国务院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20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两次戏，最后几年他也很少看戏，但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

　　1962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座谈，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代，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并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便叫当即付钱。我们只好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出差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我们打算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当场作了一个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300元。等我们再次来到上海时，周总理特意提醒我们别忘了补交饭钱。

　　周总理工资的使用，更反映了他和邓大姐的清廉作风。他俩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总理的月薪是404.8元，邓大姐的月薪是342.7元，两人合起来747.5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但总理家的支出很大，大体有：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有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我写此文，就是为了把总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这些关于周总理的点滴小事能够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今天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

周恩来的故事2

　　对待个人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坚持底线：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可是，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还是因为牙齿松动，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

　　作风清廉：心中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可是，张永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总理非常生气，连忙让他回去付钱，并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周恩来的故事3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周恩来的故事4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据《周氏家训》记载，周家规定男孩“五岁入家塾，习颜体”，即周家5岁男童要被送进家塾馆读书，并学习写颜体。周恩来12岁离家前，曾先后在淮安驸马巷周家塾馆、清河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家塾馆、十里长街南侧陈家花园塾馆以及宝应水巷口陈家、淮安东岳庙龚家五个地方读书。

教学有方的周家塾馆

周家世居浙江绍兴，直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周恩来的曾祖父周光勳、叔曾祖父周光焘以260两白银在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购得一套老宅后，周家便在淮安定居下来。

周家买下驸马巷房子后，很快又在淮安城东门外的夏庄买下墓地，同时在新居内沿东边驸马巷一侧辟出三间房子作为家塾馆。

按《周氏家训》男童5岁入家塾的规定，周恩来应在1903年春节后到家塾馆就读。周恩来在周家塾馆主要学习“三、百、千、千”等启蒙书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当时无论年龄大小，学生都在一个教室念书，周恩来也听了那些年长学生学习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从而拓宽了知识面。

周家塾馆教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把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蒙童的教学内容之一，文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名句是学生必学的内容。

周恩来在周家塾馆读了一年后，就随父母去了清河县，到外祖父家万家塾馆寄读。

迁居入读万家塾馆

周恩来为何要到离家30余华里外的清河县清江浦外祖父家读书呢？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就已败落，平日靠在外做事的叔伯们资助维持生活。如果没能及时得到资助，他们便典当衣物糊口。

1904年春节，周恩来生母万氏（万冬儿）偕同丈夫周贻能和周恩来、周恩溥两兄弟回娘家拜年。他们在清江浦十里长街逛街时，经不住卖彩票的人摇唇鼓舌，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万立合伙花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的是，秋后公布中彩号码时，这张彩票竟中得头奖，奖金是一万块大洋。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足以养活一两代人。

因为彩票是两人合买，奖金由两家平分，各得五千块。万氏和丈夫一道乘轮船去汉口领取奖金后，就给自己买了件豹皮大衣，还买了一台当时很时髦的留音机器（留声机）。回到淮安后，她又将周家朝东的大门外往南至响铺街（今镇淮楼西路）的一段街道铺上砖头，以便人们出行。

周家中奖的消息一传出，便有债主上门讨债，热心公益的人前来讨要赞助，连原来的丫环、乳母、轿夫等也上门讨喜钱。可以说，彩票中奖使周家成了花钱的“无底洞”。万氏与丈夫商量后决定，回清江浦娘家生活，以避是非。

就这样，周恩来和两个弟弟随父母（包括嗣母陈氏、乳母江氏）一起来到清江浦万公馆。据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由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的嫡曾孙万寿徵于1982年6月14日签字负责的一份笔录记载：“周总理全家迁居淮阴是1904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我祖父万立钟（周恩来六舅）因到板浦盐场做事，我们六房头的一部分人要从淮阴搬去板浦。因为总理全家迁淮阴准备房子，我们搬家到板浦推迟了几天。”

周恩来一家迁居清江浦后，周恩来、周恩溥就进了万公馆的家塾馆读书。

自家开办的陈家花园塾馆

周恩来在万家塾馆读书时，由于教书先生是位落第秀才，梦想着通过考试出人头地，因此一门心思忙自己的学业，教书不过是获酬应付之举。他在课堂上仍教授“三、百、千、千”这些孩童启蒙书籍，而周恩来对这些早能倒背如流，每天在教室里无法安坐。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最后同教书先生作了“君子协定”：他每天准时到校，然后到外祖父书房看书，放学时和其他同学一道回家。不过，此事还是被嗣母陈氏发觉，陈氏认为这样的先生岂不是误人子弟。

万家是名门望族，万府大院人多嘴杂，万氏回娘家久住后，难免和家人发生矛盾，连幼小的周恩来也曾无端地受到委屈。基于先生的无心教书和在万府生活的不愉快，万氏和陈氏一同商量，决定买下坐落在十里长街之南陈家花园的14间房子，作为周家在清江浦的临时寓所，并亲自请教书先生开办了自家的家塾馆。

两位母亲雇请的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能因材施教。在陈家花园塾馆，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还苦练书法。据周恩来在陈家花园塾馆的同学、表妹万怀芝回忆：“我当时还在写描红大字时，七哥（周恩来）就能悬肘写字了。”

不料，周恩来一家在陈家花园生活不久，万氏因操劳过度，忧劳成疾，一病不起。万氏得的是肺结核，因当时无法治好此病，又延宕医治，不幸在1908年夏天去世。周贻能在外谋生，未能及时赶回见最后一面，加之周恩来的外祖母万张氏对丧葬提出过高过严的要求，导致周贻能根本无法安葬其妻，只好将万氏灵柩暂厝在尼姑庵。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将妻子的灵柩从清江浦水运至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夏庄周家茔地。

周恩来对这件事刻骨铭心，这在他的留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述。

陈家书房使他眼界大开

万氏的辞世对周贻能打击很大。周贻能生性忠诚厚道，只能做政府机关里抄写收发之类的小职员，或者当家塾馆老师，收入微薄到无法养家糊口。周恩来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不久，周贻淦就去世了。由于周贻淦和万氏均患肺结核去世，与其朝夕相处的陈氏也染上了这一绝症。不得已，陈氏提出回宝应娘家，一是让懂医术的侄儿陈式周看病，二是散心并安排后事。随后，陈氏和周恩来登上木帆船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号逸石，毕业于通州（今南通）师范，做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曾任上海《申报》编辑。他小时候曾在淮安周家塾馆寄读，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表示欢迎。

陈氏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学业，一到娘家就向侄儿提出，让周恩来到陈家家塾馆读书学习。陈式周与周恩来交谈后，发觉周恩来虽然只有10岁，但能评述古代诸子百家，乃至清朝的“洪杨之乱”，且有独到见解。于是，陈式周对陈氏说：“我们家的塾馆只能教授那些蒙童孩子，大鸾（周恩来）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就不要再上蒙馆了，让他到我家书房读我的藏书吧。”因此，周恩来在宝应不是上学读书，而是到陈式周的书房看书学习，陈式周适当做些辅导和指点。

陈氏在宝应娘家一共呆了三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陈家书房读过《西厢记》《醒世恒言》《施公案》等，使他眼界大开。可惜陈氏病体日渐沉重，母子俩只好登舟北返，重回清江浦陈家花园。

龚家塾馆成为最后的记忆

陈氏回清江浦不久便告别了人世。周恩来处理完丧事后，带着两个弟弟返回了淮安驸马巷。

这时驸马巷的周家更加衰败，稍微灵活的男丁均已外出谋差做事。周家院内住着孤苦伶仃的老人：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遗妾亚老太、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的元配痴二奶奶等，由近乎瘫痪的八叔周贻奎和八婶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周家塾馆还在，但已付不出学关钱（学费）。

从清江浦返回淮安的那段时间，周恩来除了按旧俗在母亲灵前守孝外，还曾到已裁撤的漕运总督大门外石狮子处学下象棋。在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的一份周恩来堂弟周恩灿的笔录上说：“七哥在为他母亲守孝时，还在油灯下看书。”

酷爱读书的周恩来不愿就此荒废学业，请求八婶杨氏去淮安城东岳庙龚家说情，希望能让他到龚家塾馆寄读。

杨氏迈着小脚，带着周恩来、周恩溥、周恩硕和周恩寿四兄弟来到龚家。经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亲自考核，最终只留下周恩来一人在龚家塾馆寄读。龚家塾馆也成了周恩来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个地方。

龚荫荪，字天枢，其母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母。龚荫荪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因此，周恩来在龚家书房读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及《中华时报》等进步书报。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因材施教，他要求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加练魏碑，以增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最终形成了周恩来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

周恩来在龚家只寄读了一年。由于龚荫荪是革命党人，他的行踪早已被清廷盯上。1909年春节，清政府对龚府实施抄家，周恩来失去了他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处“天堂”。

1952年秋，周恩来视察上海期间，在霞飞路临时寓所会见姨表姐龚志如时说：“表舅（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教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教师。”可见，周恩来对在龚家寄读的那段时间记忆深刻。

周恩来的故事5

　　1958年1月，周恩来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枕巾、棉褥子、床单和旧被子。旧被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也是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他就把中间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副处长王长索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

　　周恩来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询问换枕巾的来龙去脉和原因。王长索觉得那条枕巾已经很旧，而且换一条枕巾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情况。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周恩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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