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及故事情节【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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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批判揭露的讽刺小说。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及故事情节【五篇】,欢迎品鉴!

【篇1】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及故事情节

　　向鼎在宦海中的境遇让我们感到生存几乎是被偶然性支配的。向鼎的风格让我们觉得能够真诚爱人的人是幸福的。

　　人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在你还浑然不觉时陷阱可能已构成，也许一夜之间，知县被参、知府被摘了印，再度回到赤条条来时的一无所有的状态，往昔的繁华成为不堪回首之梦境。生存是一场不能自主的放舟，尤其在宦海之中，更是要无风起波的。向鼎判了两件刁讼，是简明无误的，判牛浦被控一案，有些潦草，但也够不上“昏庸不职”。然而，已被“特参”了，倘若他不是通才，不会写曲词，则失去了鲍文卿这个救星，假若鲍文卿是个记不住作者的读者，是个不敬重斯文的钱麻子那样的戏子，是个不会真情向人的刁蛮之徒，向知县就流落为平民百姓了，可怜巴巴地用二十年生命才熬到手的一个知县在顷刻之间就会被没收回去。任何个人在予取予夺的社会里都是被决定物!命运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一切。

　　其实，性格就是命运。向鼎如不是有真性情的文学人士，当然写不出曲词，也不可能是个名士，但也可能正因为没有这些他具有冷酷奸诈的心性而早已高升，正在决定着别个有名士气味的官员的命运。失于斯，得于斯，冥冥之中亦有必然性，这便是性格所派生的与他人的相互选择性。向鼎与鲍文卿也是个相互选择的关系，也走了一段互相选择的历程：鲍文卿亲自送去崔按察司的信，又不接受向鼎五百两银子的谢金，就是为了兑现那份自幼仰慕的好奇心，欲一见其人;向鼎对鲍文卿从感念终于发展到人格的吸引与尊重，还是因为二人精神上有契合之处。

　　两人都施恩不望报，都重情义，不言所利，而且都有知人之哲。他俩不是酒肉朋友，也不虚文应付，连接地位悬殊之两端的纽带是精神上的理解与共鸣。向鼎作为学而仕者，深知官场上花面逢迎、人情似鬼之丑鄙，所以尤为珍视这位贱行中的君子朋友。向鼎在季守备面前评价鲍文卿那段话，也是向鼎本人“事君交友”原则的声明。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视传道穷经为迂而无当，诬博古通今为杂而不精，他们已偏失了儒之本义，已与古之君子形成一种古怪的对照，他们的“生意”虽然是儒业，但他们本人早已不是儒了，早已名不符实了。鲍文卿也是名实不符，因为他虽处贱业，却颇多君子之行。向鼎不被名象所惑，指取本质，这是他最为卓异之处，他也是在作为吴敬梓的代理发言人揭露颓败的世风，呼吁建立以人品分高下的价值标准。官本位的社会，所有的名利、荣誉都是身份的附着物，都是跟着身份走的，向鼎拥有卓识，所以能“自风流”，是真名士。

　　有才才有情，这几乎是人性规律。无才的庸常之辈只能活在流俗信仰中、活在时髦的“闻见道理”中、活在僵死的早已违背人性的教条中。惟有才者能理解人，不上“观念幻觉”的当，能不受俗物俗规的羁勒，尊重自己的真情本性，从而具有了较高的人性水平，从而能够平等待人。作为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向鼎轻等级的风度弥足珍贵，他绝不是那种在狼前是羊，在羊前是狼的劣陋的人，他对待鲍文卿的态度与身份的反差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他们之间不是太守谦光、戏子卑下、主贤宾嘉的问题，而是在茫茫人海中终于找到了可以兑现真诚的对象这样一个深层需要的问题，向鼎对鲍文卿不是一般的感念、还帐，而是在享用着一种叫友谊的情感。

　　“向观察升官哭友”这个回目就很有意思，非但不是人阔脸变，反而好像他升官就为了哭老友似的，书中的情节也的确是如此。作者这样处理就是为了突出向鼎对鲍文卿那份超越身份、等级观念的真情。在死别恸哭之前，还有生别“挥泪”的场面，无论是道台还是府守，对一个戏子能如此，如果不是同性恋的话(他俩之间是绝对没有的)，则是颇有刺激性的“新闻”了。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向鼎两次赠银的细节。第一次向鼎说：“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况且与我有恩。”这是初见时的情形，那意思一是敬畏二是感激。第二次是这样说的：“这一千两银子送与你，你拿回去置些产业，娶一房媳妇，养老送终。”这是相处一年多以后生别离时的心情，这平淡朴实的字里行间，流淌着骨肉般的温情。鲍文卿还要推辞，向鼎说：“你若不受，把我当做什么人!”那潜台词是：你应该知道我不是贪官污吏，这钱不是那么太肮脏的;我也不是报答你，也不是给你结算雇金，我给的不是钱，这只是我的一种抒情方式而已。向鼎陛见回来，从南京过就为了会会文卿，而文卿已成故人——世间再无鲍文卿!这应该再次使向鼎感到“富贵寿考无凭据”!他持意要到灵前去，“鲍廷玺哭着跪辞，向道台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黄小田情不自禁地评论道：“四个字有无限深情，我阅之亦欲恸哭。文章之感人如是惟真也。”当向鼎给鲍文卿题写铭旌，落款“老友”时，黄小田又评道：“今之大人先生敢为之乎?”而对向鼎来说，此时写出“老友”，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既不用思考，更不用踌躇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名至实归”。

　　这是一个真情的“场”，是作者最为心仪、最为珍视的。在《外史》中，与此相类、感人至深的，还有秦老对王冕、牛老与卜老之间、甘露僧对牛布衣、杜少卿对沈琼枝，那种真心相向的情义“场”，真是势利风习中的别一世界，漾溢在他们身上的人性，与那个“无智、无聊、无耻”“三无”世界中两腿无毛的动物身上的“性”，毫无疑问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用个大而无当又不失忠厚的字眼是：两种文化、两种活法。是做一个谄上欺下的势利之徒好，还是做一个人性不受污损的人好?作者正是在向鼎这样经得住“文行出处”综合考查的人身上寄托着一份顽强的希望：但愿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来推进文化和道德事业，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向鼎的戏不多，但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全书中很好地、很全面地解决了文行出处问题的人，似乎首先是他，后边又出了个真儒虞博士，那位虞博士又有点被作者“状其浑雅而近于空洞”的味道，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意识资源，尤其是缺乏来自潜意识的支撑。如果说杜少卿之奇体现了作者的“狂”气的话，那向鼎则体现了作者潜意识中的为官之道。向太守的府中既没有蘧佑的“三声”，更不会有王惠那“三声”的，他对那个世界基本上是淡漠的、无可无不可的，决不会像对情“场”那么投入。可以设想作者当了官也很可能是这样的。希望兴礼乐兵农振兴社会，只是作者理念上的理想，汤奏、肖云仙的举措是作者也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就远远不如向鼎这么真切动人。向鼎似乎是全书中唯一没有弱点的人物，他没有虞博士那种“超凡入圣”的古老性，也不像平居豪举的杜少卿那么贤否不分。我们似乎可以说：向鼎形象给我们阅读《儒林外史》这部展览了众多人物、干预灵魂、志在回答人怎样生、路怎样行这永恒问题的大书，提供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坐标，使我们借以能清晰地排列出其他各色人等的位置来。他可以反衬“出”贪鄙臭官，也可以衬映那些品行卓异之士，他“文”而不丧智，不是被死书勾了魂的那种陋儒，也比那“处”而不“出”者显得合情合理、现实一些。可以说，作者差不多是个合理主义者，只是这个理，不是理学之理，而是符合健全人性之情理。

【篇2】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及故事情节

　　1、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3、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4、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

　　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

　　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篇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及故事情节

　　1、王冕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2、周进、范进

　　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3、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4、杜少卿

　　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篇4】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及故事情节

　　《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书中人物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表现这些人物，将社会中的形形色色人们的言行反映出来。吴敬梓是一个思想独特的作家，他能够加将自己的独特思想蕴含在平静的人物描写中，读者通过阅读能够加深对社会中人物的认识。

　　这本书的第一回是一个楔子，所谓“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虽然与后面文章中的人物没有关系，但并不是没有联系。王冕的言行举止表达了作者所崇尚的一些观点。

　　一开始就描写王冕的家境贫穷，七岁丧父，十岁给人放牛，这在当时可能并不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在古代等级观念非常严重，所谓“士农工商”，当时人们认为读书人是很光彩的，虽说有句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也没说读书人身份低下，说的是读书人有满腹才学，却没有地方施展，或者是读书人太多了，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这么多人想去读书，和今天人们都想找稳定的工作是一样的，读了书，可能生活困顿些，却有了登上仕途的可能，这是十分体面的。在这里王冕却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学堂里坐著，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这里面王冕完全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放牛是低下的活计，读书才是正道，而是将放牛看成一件普通的事，想读书也可以读的，这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平常，人们有审美的眼光，也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却很少会在这方面下功夫。原因也很简单，例如范进一生想考一个好功名，这样一来，那些绘画、音乐之类的自然成了细枝末节，不肯下功夫了，这是其一;第二，读书人考到功名前都很穷，基本上不能满足温饱，这些东西自然更不放在心上了。王冕和这样的人不同。他有一个好的心态，不轻视读书，也不过分重视，于是看到雨后荷花，就能够开始画。同时他能够聚钱，不大手大脚地花，能把它们用到关键的地方。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正是这些原因他才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画家。

　　后来，王冕有了名气，也不去放牛了，在家画画。这时有个县令偶然买了他的画，被危老先生看中了。危老先生是当地的著名乡绅，买了二千两银子的房子，曾经被“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著手走了十几步”。这样一个乡绅是十分体面的，平时就是地方长官，也会十分敬重他。这在古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在古代乡绅不仅仅只是有钱就行的，需要有一定的地位，很多博物馆中都有牌匾，写着“儒学正堂”什么的，这在古代是一种荣耀，乡绅在古代往往有这样读书人的牌匾。王冕不管这些，他四处躲着来拜访他的县老爷。翟买办对他说“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他也不问。这样的行为与世上常有的言行不符，体现了王冕不同寻常的一面。最后王冕跑去济南了，县令也找不到他。这些在古代也是一种高尚的节操，像伯夷叔齐不食周栗那样，这是一种类似于道家“隐”的品格。

　　本回中还有一个秦老。秦老是一个老好人。“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他既和王冕这样的世外之人玩得很好，说明他品行不坏，也能和买办这样的小吏玩得很好，说明他比王冕更加善于交际。我觉得这样的人更能适应社会，作者显然不这样想。古代人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点在这里可以分成两段讲。前一段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他不愿意与危老爷、县令这样的人交往，显示出他独特的个性。县令来拜访王冕时，令他打定主意的是：“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这个县令并不是真心想去见王冕，而是认为这样符合规定，又能够被人记住。当时这种求名的思想很可能是主流，所以秦老才会听说王冕没有接见而见怪。王冕估计也看出来了，他又不愿与官吏为伍，所以他避而不见。现在这样显然是不行的，但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看做相当清高的品行。后半段达则兼济天下在这里表现得不明显，后来“王者之师”的统帅朱元璋来找他做官，他也不去，隐到会稽去了。一般读书人都不是这样的，“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往往喜欢做官，王冕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去。这既是因为王冕母亲临终前的要求，也有王冕自己的思想。

　　王冕之所以能放在第一回，是因为他不但有才，而且品性很好。王冕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这一回开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王冕却不是这样，他看得很透，像他母亲所说的那样不去做官，而是继续当平民。在谈论科举制时，王冕也有不同的见地。古人以孔孟之道为范本，在汉朝大一统后的数千年里，基本上只有阐述、论证、解释这些观点的，很少出现跳出来批驳的人。因为在古代，这些是正统思想，凡是怀疑的人都会有惩戒发生。王冕对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看法是“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在当时是很叛逆的说法，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很惊讶，而王冕能够站出来说，显示了他独到、独立的见解。

　　王冕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他有卓越的才华，而且格调高卓，磊落洒脱。他自幼就很有才，自习能力超强，而且十分洒脱，不拘于时，不慕名利。这与后面出来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后来出来了一个周进，也是有才的，可是一辈子都想中个科举，最后看到号板就失控了。如果把它和王冕放在一起，那种名利观的对比一下子就鲜明了。再有严监生这样的，十分贪财，同王冕这样只要能孝顺母亲，自己够用就行的人进行对比，也是高下立判。所以，王冕在这里就是一个榜样的形象，他对《儒林外史》后面出来的人形成一个对比，这也是吴敬梓把它放在本书第一回的作用。

　　王冕还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一开始放牛时，他就经常把好东西包好，带回家给母亲吃。后来也多次提到他赡养母亲。在山东时，他看到难民，就想到了母亲，于是立即回家了。母亲临终前和他说的不去做官，他也严格遵守。这些都是符合孝道的要求的。从古至今，孝顺都是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这里放在王冕身上，也是对其品格的一种补充，是

　　作者为了完善其人物形象而注意放进去的，只有这样，王冕的德行才能算高尚。

　　王冕的作用既能在书里发挥，也能在书外发挥。在书里，他形成标杆，对文人气节进行确立;再书外，他也是一个标杆，宣扬正确的人生与价值观。作者塑造这样的形象，对阐述自己的观念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