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wenwang.com--论文】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范文(精选7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篇1
摘要：社会政策转型是对社会转型的积极回应。基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维度可以构建出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的四阶段模型。其中，社会政策阶段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为源起，社会公共政策阶段起源于社会政策理念与质量的全面提升。社会政策转型原因有三点：社会问题倒逼顶层设计;城乡差距阻碍长远发展;生存需求转向发展需求。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表现为延续性、适度性和共享性。社会公共政策的转型特征从宏观层面体现为价值理念与行动体系协同转型，从微观层面体现为政策质量的全流程再造。中国依旧处于社会公共政策阶段，需要从以下四点继续夯实政策基础：政策理念上要主体多元，权责分明;政策方法上要积极防范，主动作为;政策内容上要适度普惠，突出重点;政策目标上要机会共享，立足发展。
关键词：政策转型;社会政策;社会公共政策;福利标准;统筹范围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20）05-0051-10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包含社会体制转变、社会结构转变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变三重含义[1]，由于社会转型具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迁发展的特征，因此它和社会现代化是同义的[2]。
社会政策转型是对社会转型做出的积极回应。从社会转型与社会政策转型的双向互动视角出发，徐道隐提出中国社会政策面临着向规范转型、价值转型、制度转型和行动体系转型的四维视角[3]（pp.15-19）。李培林认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其对接[4]。王思斌基于***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新思路，提出了托底型社会政策概念[5]。托底与发展体现了社会政策理应具备的保基本与促长远的功能属性。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政策线性发展视角出发，王春光构建了基于权利和需要的二维分析框架，推演出从兜底保障到多元参与的社会政策阶段性演变逻辑，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迈过兜底保障和适度普惠阶段，正在向高级普惠阶段迈进[6]。李迎生从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将我国社会政策发展演变分为“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1949-1978年）”“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1979-2002年）”和“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7]（pp.338-360）。景天魁则认为中国社会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完成了从平均主义到差别主义再到发展与公正统一的理念转变[8]，但是他并不赞成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社会政策阶段，而是认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的成长要以其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标准，依此将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划分为依附于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阶段（1949-2002年）、与经济政策并立发展的社会政策阶段（2003-2020年后的某一时期）、社会政策处于主导地位的高级阶段[9]。王思斌也认为新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经历了1978年之前数量少、作用弱的无自性阶段，1978年到20世纪末的附属于经济政策的低自性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保基本民生福祉和制度化的中自性阶段[10]。以上关于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型研究基本遵循“国家-市场”的权力分配逻辑，认为社会政策是国家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过程中的工具性产物。
以往研究将社会转型作为社会政策转型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社会转型是社会政策转型的必要前提，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问题在于社会政策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增进社会福利而制定的原则或方针，其存在是以独立的社会子系统为前提的，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因此也不存在独立的社会政策理念。实际上，中国社会政策源起于1978年改革开放，此后一段时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政策阶段，随着2002年以来一系列体现新理念的政策出台，中国社会继而迈向社会公共政策阶段。笔者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首先构建起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四阶段模型，进而探究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转型原因，然后提出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与转型特征，最后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提出了学理上的新要求。
二、中国社会政策转型：
模型建构与经验检视
（一）社会政策发展的四阶段模型
西方社会政策学家提出的社会政策类型学理论和公民权利理论，对解释社会政策发展演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划分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也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构建社会政策类型学的最初尝试来自于威林斯基和莱博尔提出的“补缺-制度”模型。这一模型将社会政策分为补缺型和制度型两类[11]。补缺型社会政策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奉行简单的、有限的国家责任说，当家庭、社会组织和市场功能不能满足最基本的公众需求时，社会政策才起到兜底作用。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可以被看作是补缺型社会政策的起源。制度型社会政策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指导，坚信国家负有为全体国民提供高水平社会福利的责任，国家应当在社会政策供给中扮演主要角色。1942年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可以被看作是制度型社会政策的起源，二战后普遍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是制度型社会政策的基本标志。蒂特马斯扩展了“补缺-制度”模型，将绩效型社会政策置于原有模型的中间位置[12]（pp.14-16），将个人工作表现等要素考虑进来，兼顾公平和效率，从而扩大了“补缺-制度”模型的解釋范围。中国社会政策产生较晚、发展较为滞后，但是同样经历了与西方类似的统筹范围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因此统筹范围可以作为衡量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仅将覆盖人群规模作为划分社会政策类型的依据，与此不同，笔者提出的统筹范围包括了三方面应有之义：一是是否具有排他性;二是是否实现了政策对象的城乡统筹;三是在何种层次上实现了城乡统筹。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统筹范围考虑到了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背景，能够更加本土化地描画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轨迹与转型特征。 不同于蒂特马斯等提出的社会政策类型学模型，马歇尔从公民权利的丰富过程入手提出了公民权三要素，即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13]。民事权利主要包括自由权、工作权等，这些权利是在18世纪创立的。以选举权为标志的政治权利集中出现在19世纪。公民于20世纪开始谋求涉及自身利益的社会权利，而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也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普遍步入福利国家的主要推动因素。西方福利国家的出现是公民权利在较长时期内逐渐发展完善的结果。因此，福利标准应当作为衡量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基于以上社会政策类型学和公民权利的论述，笔者提炼出统筹范围和福利标准这两个维度，以此为标准，区分出了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参见表1）。
（二）社会政策转型的具体表现
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四阶段理想模型为进一步检视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标准，是具体划分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发展阶段的重要工具。
1.社会政策：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为源起（1978-2002年）
蒂特马斯认为社会政策应当从影响公民实际福利的各种机制出发[14]（p.20）。因此，凡是实现了社会福利功能的政策都可以被称为社会政策。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并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意义。据林毅夫测算，1978-1984年中国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15]。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人，1985年贫困人口下降到1.25亿，这是中国减贫历史上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阶段[1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备社会政策的功能并达到了社会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社会政策阶段的真正开端。1994年1月，国务院公布施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供养的主要内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五保供养制度以低水平、保生存的标准使农村极端贫困现象得到根本缓解，但是统筹理念缺失，仅以消除农村地区极端贫弱现象为目标。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五保”供养制度、扶贫攻坚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的综合效果来看，在1978-2002年的社会政策阶段，中国农村取得的减贫成绩是巨大的（参见表2）。
在城市，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正式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截至2002年底，共有2064.7万城镇居民、819万户低保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保障水平52元[17]（p.82）。社会政策时期在城市建立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重保障网有效保证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也标志着低水平兜底型的社会政策在城市全面铺开，但是这种屏蔽农村社会的政策同样表现出统筹理念的缺失。
2.社会公共政策：社会政策转型的必然选择（2002年至今）
2002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向前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并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呈现出积极防范潜在社会风险、致力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显著特征，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向社会公共政策阶段。从覆盖人群和推进难度的差异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公共政策又具体表现出初级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式启动。200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争取到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也从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正式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2007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启动城镇居民医保。2009年，新农合已经逐步完善，同时城镇居民医保全面覆盖城镇非职工人口。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要求到2017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始于1994年，但是一直進展缓慢、效果微弱。200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标志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经历13年的探索之后得以在全国推行。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做出了整体性安排。从政策性质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发展体现了非排他属性和适度普惠原则，属于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的政策类型。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排他属性和兜底原则使其只能向高水平兜底方向发展。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其他地区尚未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因此该制度属于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的政策类型。
除了农村低保制度，“精准扶贫”战略成为社会公共政策时期党和政府主动出击、精准发力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又一重要举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其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组织农民、企业通过产业发展脱贫，增加贫困户稳定收入。同社会政策时期的扶贫计划相比，这一时期的扶贫政策更加强调目标的明确化、手段的综合化、方式的精细化，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更加凸显出立足长远发展的融合式扶贫理念，上述特征都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要求高度契合。 社会公共政策时期一系列立足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产生了显著效果。根据研究上通用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衡量，2003-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呈现出稳步下降趋势。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绝对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同期水平。从相对值来看，2010年起，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水平。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这标志着农民工政策导向发生根本转变。此后，国家密集出台了大量关乎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政策规定，涉及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住房条件、女工童工保护、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接续、随迁子女教育等全方位政策安排[18]（pp.172-173）。针对农民工群体出台的一揽子政策极大提高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福利待遇，实现了农民工权益的城乡统筹发展，这突出体现了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应有的适度普惠特征。
下表呈现了基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维度组合下的社会政策发展阶段及其举例，其中，统筹范围这一维度被细化为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实现城乡统筹和城乡统筹层次三个具体标准（参见表3）。
（三）社会政策转型的背景原因
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外在表现为统筹范围和福利标准两个维度的动态调整，而更加深层次的转型原因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问题倒逼顶层设计。社会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各有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策在理念和方法上也有所差异。改革开放之初，许多社会问题，如农村社会普遍贫穷和城市社会失业问题等，都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和职业分异特点，社会政策也表现出碎片化、补救式特征。随着城乡之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资源流动化、权益分散化和身份模糊化趋势日益明显，原有的社会政策实施理念与方法不再适用于上述新问题、新形势，因此，具备整合式、精细化特征的社会公共政策成为解决这一时期社会问题的现实选择。社会政策转向社会公共政策正是社会问题转型倒逼顶层设计调整的具体表现。
第二，城乡差距阻碍长远发展。户籍制度对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是长期性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趋向扩大化。以城乡居民收入比为例，1983年我国城乡居民名义收入比为1.83，此后该数值呈整体上升趋势并在2002年达到3.11[19]。迅速扩大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鸿沟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将给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隐患。2002年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弥合城乡差距和促进统筹发展，这与主动防范潜在社会风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理念相吻合，成为**城乡二元社会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第三，生存需求转向发展需求。由保障基本生存到促进长远发展不仅是公民个人生活目标的自然提升，也是政府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实践诠释。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普遍贫穷和失业的现实困境，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工作权益是首要政策目标，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承载了兜底补救功能。随着公民基本生存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公民追求生命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开始出现。国家也具备了进一步提高公民社会福利水平的经济实力，同时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为社会政策向社会公共政策转型带来了历史机遇，注重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社会公共政策应运而生。
三、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与转型特征
（一）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
1.社会公共政策的内涵
从政策本质特征看，社会政策主要针对特定贫弱群体而非面向全体公民，具有排他属性;公共政策因其公共性而无差别地面向全体社会公民，具有非排他属性;社会公共政策则根据福利供给类型和政策对象规模的实际差异兼具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即选择性排他属性。从福利传导路径看，社会政策通过提高特定群体的个别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提升;公共政策致力于通过改善整体社会福利带动个人福利水平的相应提高;社会公共政策则通过适度提高福利标准和扩大统筹范围，逐步消灭绝对贫弱和缓解相对贫弱现象，最终提升全体公民的福利水平。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看，社会政策主要提供补救性的物质福利，以低水平兜底为标准，强调城乡分治，缺乏统筹意识;公共政策主要提供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全面福利，以高级普惠为标准，实现了高层次的城乡统筹，覆盖全体公民;社会公共政策则寻求福利标准与统筹范围的动态平衡，通过统筹协调高水平兜底和适度普惠两大理念，实现福利标准由低到高和统筹范围由小到大的渐进发展。
通过对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诸要素进行比较，笔者认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内涵可以这样界定：所謂社会公共政策，就是在中国社会完全消除绝对贫弱现象的基础上，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合理提高福利标准、逐步扩大统筹范围，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福利的国家政策。因此，社会公共政策具有延续性、适度性和共享性的特征。
2.社会公共政策的外延
通过进一步比较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与联系，可以廓清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边界，确定社会公共政策在中国社会政策发展连续谱上的合理位置。
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是由社会政策迈向社会公共政策的第一个阶段。不同于社会政策阶段福利标准低和统筹范围小的低水平兜底特征，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通过适当提高福利标准和实现低层次城乡统筹，将生活质量高于绝对贫弱状态但是又达不到社会平均生活标准的群体纳入政策扶助范围，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弱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弱群体问题，并以根本缓解社会相对贫弱状态为目标。因此，初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依旧具有排他性，高水平兜底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
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已经有效缓解社会相对贫弱状态的基础上，通过退出机制逐渐淡化初级阶段的排他性特征，并进一步提高福利标准和促进更高层次的城乡统筹，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福利。高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将不再具有社会屏蔽功能，而是面向全体公民，其福利标准高于初级阶段但是低于公共政策阶段，因此适度普惠是这一政策阶段的主要特征。高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虽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城乡统筹，但是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还无法达到公共政策阶段的全国统筹层次和高标准福利待遇，因此它和高级普惠的公共政策阶段也有明显不同。 （二）社会公共政策的转型特征
1.宏观层面：价值理念与行动体系协同转型
价值理念是社会政策的主心骨，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价值理念转型推动了中国社会政策向社会公共政策转型，主要体现在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层面。在国家财力有限的社会政策阶段，国家制定较低的福利标准，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排他性和社会屏蔽功能，以补救性和保生存作为救助原则并将解决绝对贫弱问题作为首要目标。此阶段，政策统筹理念缺失，城乡分治特征明显。随着国家经济能力提升和救助理念完善，低水平兜底的社会政策显然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相背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适当提高福利标准和适度扩大统筹范围进一步缓解社会相对贫弱问题，社会公共政策成为社会政策发展的必然方向。初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旨在进一步提高社会相对贫弱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合能力，缩小社会阶层发展差距，政策的排他属性依旧明显、屏蔽功能较为显著。随着统筹范围和福利标准的提高，社会相对贫弱群体已经具备了独立发展和社会融合能力，初级阶段的高水平兜底目标已经达成，受助群体应当通过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步入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政策具有非排他属性。高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致力于向全体公民提供标准适度的社会福利，体现了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利于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由社会政策迈向社会公共政策的过程，实现了从低水平兜底到高水平兜底再到适度普惠的历史跨越，这和政策价值理念转型密不可分。
价值理念转型指出了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行动体系转型则为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行动体系转型可从系统化和科学化两个方面予以理解。从系统化角度看，一是政策类型更加系统化。社会公共政策阶段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网初步建成且越织越密。二是政策衔接更加系统化。社会公共政策具有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和行业之间融合接洽的整合性特征。三是政策推进更加系统化。社会公共政策立足对象的长远发展，系统推进初级和高级阶段前后接续，以迈向公共政策阶段为最高目标。从科学化角度看，一是政策程序更加科学化。社会政策阶段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策略，中央负责决策，地方负责执行，决策和执行相互分离容易造成政策偏差和失灵。社会公共政策更加注重调研和试点，通过广泛征求政策对象和地方政府建议，扩大决策信息来源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政策议程。二是政策运行更加科学化。社会政策阶段对于政策对象的确定、准入和退出机制缺少科学界定标准，政策运行稍显随意。社会公共政策阶段对政策对象的资质认定和退出标准都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并且它还建立了事后跟进机制，确保政策效果达到既定目标。三是政策手段更加科学化。社会政策时期由于技术限制，福利供给形式和内容十分有限。社会公共政策时期可以广泛借助信息网络、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资源丰富福利供给形式和内容，依托多元化手段提高政策效率和效果。行动体系的系统化和科学化转型有效保障了社会政策稳步迈向社会公共政策阶段。
2.微观层面：政策质量的全流程再造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可以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效果等全流程角度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两个发展阶段进行系统、全面地比较，借此凸显出社会公共政策质量的全面提升（参见表4）。
第一，政策制定阶段比较。从政策动力来看，社会政策的制定明显表现为被动应对。而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多为政府主动出击、积极防范的结果。比如，面对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就业的事实，国务院联合多部委及时、密集出台大量政策，用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些政策涵盖了工资、住房、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确保了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政策自性度来看，社会政策的自性度普遍较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多以经济政策的形式出现，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较差。而社会公共政策都是为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制定实施，不依附于任何经济政策，能够独立实现社会公共政策预期效果，独立性和纯粹性更为突出，自性度更高。
第二，政策实施阶段比较。从政策重点来看，社会政策属于需求应对式的政策类型，社会政策议程由基层向高层传递，再由高层筛选出最迫切的需求予以解决，政府承担的是需求满足者的角色。而在社会公共政策中，政府是政策过程的主导者，它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调研，主动发掘政策对象实际或潜在需求，预先制定配套政策并主动供给，积极迎合居民多样化的合理诉求，扮演了需求发掘者的角色。从政策实施方式来看，社会政策是粗放式的，一项政策往往覆盖多个领域并企图达到多种目标，而且配套政策较少，跨部门协调合作意识较弱。社会公共政策更为精细且聚焦，例如，它会针对老年、病患、贫穷等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问题分别制定个性化的措施。政策主管部门更为明确，政策实施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政策对象更为精准化，政策目标更为明确化，政策效果更为可视化。除此之外，社会公共政策通过评估、反馈等政策矫正机制使得整个政策周期更为紧凑科学，达成的最终效果也往往超出预期目标。
第三，政策效果阶段比较。从政策视域来看，社会政策实施的最重要社会结构背景是城乡二元体制，该体制造成的城乡二元身份制进一步强化了政策视域的区隔效果。社会公共政策时期，国家主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注重机会公平和发展能力建设并主动打破城乡壁垒，通过部门权力重组、利益协调、提高统筹层次等政策措施力促城乡社会融合发展。从政策取向来看，社会政策以解决实际存在的贫困问题为政策目标，而社会公共政策以促进社会融合发展为目标。其中，社会保险的城乡统筹有助于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除此之外，一些政策（如农民工政策）致力于培育人力资本、增加发展机会、共享社会福利，它们体现了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达到了消除城乡隔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效果。
通过对两个政策发展阶段进行宏观和微观比较，我们发现，社会公共政策无论从价值理念上还是实际效果上都比社会政策更加进步。应当指出，当前中国依旧处于社会公共政策阶段，社会公共政策的工具效果依旧明显，发展潜力依旧巨大，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依旧需要社会公共政策继续为中国社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而且新时期对社会公共政策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四、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要求
（一）政策理念：主体多元，权责分明
综观福利国家转型经验，政府摆脱大包大揽的福利供给制度以鼓励福利供给社会化，既极大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又避免了“养懒汉”等不良后果。国家通过完善就业培训制度来提高公民人力资本、激发公民发展的内生动力，反而促进了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共赢。社会公共政策理应坚持主体多元、权责分明的理念，既要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解决就业、养老、扶贫等重点难点问题中的主心骨作用，又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政策议程。例如，扶贫领域要发动多元主体参与，既要完善配套激励政策，促进资本、技术、人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要发动专业社会组织扎根基层，传播专业知识，培育贫困人口专业技能，增强贫弱群体文化资本和自主脱贫能力。致力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不再仅仅依靠政府唱独角戏就能达成既定政策目标，而是需要在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将政策环境之中的所有相关主体汇聚起来，使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精准发力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二）政策方法：积极防范，主动作为
贝克创造性地预言后现代社会将是一个风险社会[20]。不管社会公共政策阶段是否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贝克的预言始终提醒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总体把握与精确预判应当成为社会公共政策的重要方法特征。社会公共政策应当体现政策制定者的高超预判能力和果断执行力。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使政府反思已有的城市流浪人员收容遣送政策，并及时以救助管理新规定替代之。这一事件同时促使政府出台了保障农民工迁徙就业等合法权益的新规定，并对农民工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潜在需求进行了精准预判和切实保护，将可能发生的其他不稳定因素及时排解消除。社会公共政策应当发挥纠偏补弊的功能，及时关照到市场、家庭等制度缺位或失灵的领域。政策制定主体既要有防微杜渐的意识又要有体察风吹草动的本领，同时，政策执行过程要真正解决社会潜在风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对政策制定和执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政策内容：适度普惠，突出重点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不断向社会领域溢出，人民群众也不仅仅满足于温饱的基本需要，而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应当在一些重点领域实施适度普惠型的社会公共政策。适度普惠原则首先应当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其次不是无限地提高标准，而是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既要考虑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又要兼顾代际公平问题，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重点是在城乡统筹和效果落实上下功夫。突出重点原则要求社会公共政策不能仿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而是要重點做好养老、医疗、低保等几个重点领域。应当指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积弊已久，社会公共政策实施近二十年来依旧没有完全打破这一制度壁垒。因此，率先在以上几个重点领域推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难度已然不小，特别是对于统一城乡低保制度来说，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到当地城区的水平，这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没有明显增加且中央转移支付相对有限的前提下是不容易实现的。突出重点就是要求社会公共政策优先解决最迫切的、直接关乎居民生活待遇的问题，当这些问题不再成为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突出困境时，再将政策重点扩大到其他领域，这才是稳步推进政策内容落实的上策。
（四）政策目标：机会共享，立足发展
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看作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自由涉及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21]。因此，评判一个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准理应包括公民所拥有的机会增加的程度，这也应当成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要求。在社会公共政策阶段，国家应当保证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机会，保证居民发展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应当把保障发展机会作为调节社会流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的工具来灵活使用。以自由看待发展，那么机会自由就是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通过分享机会实现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类似于吉登斯所说的社会投资国家概念，他在指出西方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时特别强调，第三条道路应当秉持福利多元主义，政府应当通过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投资人力资本，通过建设社会投资国家而不是福利国家来增加每一个公民的实际能力[22]。梅志里认为可通过政府统一计划、平等主义路径、基本需求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等来构筑社会福利的发展视角[23]。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和社会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相契合，这说明实现机会平等、立足长远发展的政策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追求。西方福利国家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后开始向第三条道路寻求平衡，我国在社会公共政策阶段更应当坚持制度自信，基于本国国情走好既定发展道路，借鉴福利国家社会政策转型经验并创造性地将其吸收进来，使其为我所用。我们只要坚持机会共享、立足发展的政策目标不动摇，就一定能够走稳走好社会公共政策阶段，为将来迈向高级普惠的公共政策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2]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3]徐道隐.迈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李培林，王思斌，梁祖彬，等.构建中国发展型的社会政策——“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政策”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王思斌.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及其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7，（6）.
[6]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阶段性演变逻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3）.
[7]李迎生，等.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8]景天魁.引致和諧的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探索与争鸣，2008，（10）.
[9]景天魁.论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J].江淮论坛，2010，（4）.
[10]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自性”特征与发展[J].社会学研究，2019，（4）.
[11]HaroldL.Wilensky，CharlesN.Lebeaux.IndustrialSocietyandSocialWelfare[M].NewYork：RussellSageFoundation，1958.
[12][英]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M].江绍康.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13]T.H.Marshall.CitizenshipandSocialClas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0.
[14]RichardM.Titmuss.CommitmenttoWelfare[M].London：AllenandUnwin，1976.
[15]施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表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3）.
[16]李小云，徐进，于乐荣.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J].社会学研究，2018，（6）.
[17]宋学勤.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18]张汝立，等.中国城市贫弱群体政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9]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2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1][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北京：三联书店，2000.
[23]MidgleyJames.Social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alPerspectiveinSocialWelfare[M].California：SagePublications，1995.
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篇2
[摘要]近年来，我国重视落实公共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性指导文件。随着中小城市经济不断发展，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只有落实公共政策才能更合理地运用战略性资源，协调经济社会活动及相互关系来保障公民的利益，但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因人力资源质量和管理方法各种条件限制导致落实政策的过程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本文分析了公共政策目前执行现状及实施的梗塞问题，并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梗塞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9.14.087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9）14-0-02
0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策执行是政府管理的核心，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政策，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公共政策执行是“政府执行”概念的一种扩展，源于公共政策执行领域的“企业执行力”概念，解决了公共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能够促进政府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提高执法能力和信誉。这是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行政权力”一词，引起了该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即公共政策实施内涵，公共政策执行评价和公共政策实施改进路径。其中，公共政策实施的量化评估是跨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涉及统计、计量和管理等知识和方法应用，研究成果可以拓宽公共政策实施的研究视野，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执行公共政策不全面导致的梗塞问题
1.1 对人力资源缺乏完整统计分析
政府数据统计多集中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城市公共目标、公共利益的方案及有效规范指导的有关机构几乎还处于未划清和未落实的权益阶段;偏重于对就业人数、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劳动法律求助投诉人数、农民工人数等方面的统计。统计数字较为笼统，通常只有一个总体的数字信息，细分不明显，缺少对人力资源学历、流动方向、行业分布等信息搜集统计。这些数据对分析公共政策落实的社会利益分配与归属以及预测未来的公共政策执行分配公共利益情况有着重要作用。
1.2 创业政策不完善
虽然公共政策针对返乡创业企业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来，这些政策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是返乡创业补贴的范围小，许多创业者因为条件限制被排除在补贴名单之外;二是贷款额度较小，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不大。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偏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团体或企业，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应随着利益团体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借以减少执行梗塞问题。
1.3 针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调整不完善
相关部门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由于财政资金紧张，用于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严重不足，导致设备简陋，无实训基地，很难培养出高素质劳动人才。没有充分宣传好劳动培训的价值，导致一些劳动者认为劳动培训难度大、培训时间长，加上部分劳动者没有转变思想观念，不愿花费时间在劳动技能培训上。公共政治在调整和分配培训的公众利益并没有起到提高劳动者劳动素质的作用。
1.4 公共政策的人才流动服务平台建设不完善
官方性质的人才流动服务平台有人力资源市场和人才交流中心两类;民营性质的人才流动服务平台和这两类平台存在信息重复的问题，由于政府及企业监管不力，容易出现虚假甚至诈骗信息。这几类人才流动平台都以中低端劳动力为主，缺少对高端人才需求供给的信息，这是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如何分配好社会高端人才资源的一项难题。
2 对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2.1 缺乏了解公共政策的专业性人才
大多数城市的公共政策执行部门都将行政、人事糅合到一起，并没有分开管理，且这类人员大多不具备专业背景，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公共政策的特征及理论模型，致使工作人员对其功能一知半解，且往往负责人事工作的人员通常还要负责行政等工作，缺少一个专业的公共政策人才通过专业能力引導公众及工作人员执行相关公共政策。
2.2 公共政策规范观念、方法落后
公共政策在规范社会行为时还停留在以事为中心，手段单一，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方式机械呆板。现代规范社会行为的方法是以人为中心，采用了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注重科学性艺术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对公共社会的自我认识及提升社会行为规范的潜能。
3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的社会问题
3.1 解决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人才吸引力不强
第一，一般城市的公共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执行力梗塞问题时会导致本城镇大型企业数量减少，加上互联网时代，实体经济受到网络经济冲击较大，实体零售企业营业额增长较为疲软，甚至有负增长的状况。第二，消费总量和规模较小，吸引人才方面竞争力不强。
3.2 劳动者素质总体较低，未促进城市发展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直接导致人力资源流失严重。农村人口中约有40多万人口常年外出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为老人、儿童。农村留守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倘若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口比例低，那么输出的大部分大学生在外上学之后，会因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及就业环境差距问题，选择在公共政策落实环境好的北上广等大城市工作，导致小城镇的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社会发展梗塞问题将接连不断。 4 执行公共政策管理的建议
4.1 加强对公共政策开发管理的引导
①完善社会保障，继续推进吸引人才创业、就业的积极政策。大力开发境内就业岗位，提高主管部门的服务质量，实现更好的社会资源再分配。②完善基层劳动保障平台建设，加强对人才流动服务平台的领导与监管，坚持以公益性为主，经济性为辅，促进人才市场等就业平台的职能作用，利用平台引进高端人才和急需人才。③确保落实各项针对创业和大学生的公共优惠政策。提高现有劳动人员的业务能力，全面帮助劳动者提高专业素质;认真做好公共政策项目审核、执行后的验收工作。④继续强化社保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人事人才工作。加大监察力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改进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工作作风，服务群众。
4.2 提高对人力管理的认识
政府应提高对社会人力管理的价值认识，充分挖掘公共政策的实际潜力，吸引高素质人才。以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解决好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给社会带来最大收益，更好地提高公共政策在社会发展中的协调水平。
4.3 改善公共政策执行的大环境
政府应利用好公共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更好地执行公共政策来降低城市人员的出行时间成本，推进经济区域一体化，带动中小城市（县域）发展，特别是利用政策来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内经济、人员、资本、信息快速自由流动，促进都市经济圈同城效应的加速与放大。利用改善公共政策执行的大环境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加强对城市形象的建设宣传，从而达到吸引人才实现更好的社会价值的目的。在改善公共政策大环境效应的影响下，政府也要及时带动执行者学习先进的社会资源管理分配方法、经验。
4.4 利用公共政策推动农业、旅游业发展
相关部门应利用公共政策分析解决农业、旅游业问题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丰富的农产品会促进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吸引农村劳动力回乡工作，解决农村集体劳动力巨大缺额的社会问题。同时，深入开发优秀的自然人文旅行资源，吸引农业人口向服务业人口转变;利用公共政策本身的资源来落实大型旅游项目建设，吸引高层次的旅游业从业人员和管理人才，促进旅游业及社会发展。
4.5 改善公共政策执行梗塞的政策基本权益
现阶段，我国已逐渐完善城乡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因此，相關单位要筑牢公共政策执行落实前线，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运行，通过不断完善政策监察，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第一，积极拓展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体系，定期举办招聘会，从而增加城镇就业人员，使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同时，利用公共政策对需就业人员主动提供就业援助，降低城镇登记失业率，解决诸类方面执行的梗塞问题。第二，通过加强宣传、培训和优化公共政策服务，找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点，培养创业精神。对创业大学生和毕业5年以内的大学毕业生给予创业补贴、贷款、抵押贷款和其他政策。提高社会人才质量。第三，推进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队伍建设，完善准入门槛，严格各项资格审核、职务考察及任免工作。第四，深化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公共政策执行工作人员的年度考核工作。
5 结语
虽然社会公共政策有所发展，但在国家重点关注的背景下，社会资源分配政策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发挥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的尊重人才、重视社会发展的社会环境。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强人才流动服务平台的引导与监督，从而促进本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同时，还要抓住实施公共政策带来的新机遇，促进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人才的竞争力;搞好城市、产业和人才相结合，加快建设新的人才引进和发展体制。此外，政府还要引进人才，发展人才，以人才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不断为社会发展做更大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方军，郑楠，陈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探赜——以A市N镇新农合政策实施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刘雪明，廖东岚.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的运用分析[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李莉，杨中卫.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内涵、困境原因与路径选择[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4]黄欣.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篇3
摘要：我国农村公共福利产品供给有失公允、农村养老体系不完善使农村养老问题十分严重。因此，进一步理清我国农村养老主体，明确养老责任，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关键词：农村;养老;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12-0183-02
一、农村养老现状
（一）农村老人生活现状
农村老人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仍靠劳作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收入低且不固定。这种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不能积攒太多养老积蓄，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儿女帮助。农村老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居住条件普遍低于城市。不仅要进行耕作还要肩负照顾留守儿童的重担，生活条件得不到基本保障。农村老人精神空虚，大部分农村青壮年离乡到城市发展，农村留守老人现象严重。农村老人娱乐缺乏，对于农村的老人而言，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与邻居聊天，缺少更丰富的娱乐活动。农村的老人生活观念比较保守，相较于城市老人的广场舞、社区活动等娱乐活动内容，农村老人更倾向于花时间做家务。
（二）农村老人养老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主要的养老方式仍是家庭养老。农村老人思想保守，对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充分的认识。据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分析，农村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有近八成的老人偏向的养老方式是和子女一起居住，或者是住在子女附近。
养老保险是作为农村养老方式的另一种补充方式存在，在如今的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农村养老保险从出现到获得今天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农村养老问题的公共政策成因分析
（一）农村养老政策制定问题分析
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分五个档次，每人每年缴纳1200元，如果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每年拿出那么多钱去买一个未来的保障是不大现实的，因此国家会适当给予财政支持。但实际上政府补助有时缺位，一旦少了政府的补贴，那么农村养老保险还比不上个人储蓄优点多。
地方財政养老负担不均，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是农民在户籍所在地参保，而我国各省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就导致一些经济欠发达省市因为农业人口多而要承担更大的农村老人养老财政负担。
保障水平低，农村养老保险保障的只是农村老人普遍的最低生活需求，所以养老保险只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还是“低保障”，我国现行的农村养老金的水平主要是由农村老人参保的年限和缴费的标准决定。再加上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现行的养老金发放标准能否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农村养老政策执行问题分析
农村养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一方面，农村老人的觉悟、家庭经济水平等决定政策能不能落实;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主体决定农村养老政策能不能顺利运行。在养老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健全的法制化管理，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管理、运行和社会救助的具体实施方面。由于相关法律的缺乏，有很多工作流于表面，或者由于公职人员的不认真负责导致实际中经常出差错。
政府工作人员既是公共人又是社会人，他们为人民办事服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追求的私人目标未必与公共目标一致，从而可能使广大人民的利益受损。在养老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公职人员以公谋私情况依然难以清除，五保或低保补助常常落入公职人员的近亲属手中，而那些真正需要扶助的人却被排除在外。
不管是什么事情，只有好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取得好的效果还要有效执行，而为了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监督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政策监督的缺失易导致养老保险集体补助缺位，五保、低保未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各种政策监督，可是维权知识普及和维权渠道构建工作依然不到位。渠道不明确，公职人员的关系网复杂，人民的维权意识不强烈，普遍逆来顺受，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减弱养老政策监督的效果。
三、完善我国农村养老公共政策的对策思考
我国应当选择何种农村养老政策，不能一概而论。结合我国国情仍是根本前提，我国的人口结构特殊，土地还具备部分养老保障功能，所以，我国现阶段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建立土地、家庭以及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的模式。
（一）设置基础福利养老金
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强制力弱，集体补贴又经常流失，使农村养老保险得不到保障，这部分费用相当于变成了储蓄保险，农民就会失去参与保险的积极性，导致农村养老保险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遇到阻碍。
要想更好地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支配作用。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可以设立一个新的政策规定，即规定老人不管是谁，之前从事什么工作，在达到一定年龄后都可以领取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金额可以少一点但要有，既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又能够从实际上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补助的基础上，农村居民依据农村养老保险的类别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国家根据他们的缴费标准再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补助，多缴多补助，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保。
（二）健全完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部分流向城市，人口属性变动频繁。发展农村经济是国家当前主要工作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不会那么明显。因此，将农民纳入城镇职工保险体系中，进一步推动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向农村延伸，建立全国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我国要继续保持完善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养老保险的缴费划分成几个不同的档次，在经济发展不同的地区设置不同的国家养老保险补助资金标准，尽量弥补贫富差距，更好地实现公平。此外，我国还要建立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农村老人看病难的问题。大力兴办农村养老福利事业，使得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辅相成。通过招商引资、政策优惠的方式兴办养老院，鼓励在外工作的子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养老。 （三）完善农村老人维权途径
我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相关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于养老这种家庭内部问题，亲情成为老年人维权的最大阻碍，不到最严重的地步，老人一般不会将自己的子女告上法庭，所以，针对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还要进行深度宣传，积极转变老年人的观念，同时对子女进行教育。还要加大侵害农村老人合法利益案件的侦查力度，出台相关的惩罚措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维护老人利益。针对那些违法诈骗老人的嫌疑人要加重处罚。
（四）加强对农村养老政策实施的监督
对农村养老政策实施的监督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工作人员对相关政策流程更为熟悉，所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政策实施的监督尤为重要。各个省份可以在农村成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委员会，对基金的筹集和使用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务必要继续完善农村养老基金的管理制度，严格把控资金从来源到支出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不定时检查并严格做好在村内的各项养老金公示事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是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補贴三部分组成，所以，经济能力相对较好的村应该对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应该由村民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在这一项工作中，村集体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在村公告栏上公示补助标准以及补助对象，并积极呼吁村民可以通过相关渠道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真正参与到政策监督中去。加强对农村养老政策实施方面的监督是在为政策的良好运营奠定基础。
（五）做好农村养老政策的宣传工作
政府部门要注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在农村的宣传，现场组织大会，同时，可以通过工作人员进家门宣传的方法努力做到家家都知道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有条件参保的农民积极参保，调动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通过多媒体等途径扩大养老政策的影响面，从而使得农民的养老观念得以改变，与时俱进。使得更多的老人能够接受并认可社会养老，从而积极参保，体现我国社会保障的广泛性和福利性。
参考文献：
[1]李雪.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中国养老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4.
[2]熊必俊.老龄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3]李放.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2013（9）.
[4]周莹.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
[5]程俊峰.构建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和建议[J].财政研究，2008（3）.
[6]许云霄.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杨翠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与政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8]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篇4
【摘 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本文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问题,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二是当前基层从严治党存在问题;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探析.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基层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
研究实践表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将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符合我们的建党宗旨.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都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符合我国的治国理念.在从严治党问题上,我们党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 、 、 等领导人多次阐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
(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严治党的核心是************,最近一年来,党 采取一系列“从严治吏”新举措,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加大查案办案力度,促进了党风政风的明显好转,也为深化改革各项决策部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当前基层从严治党存在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地按照 和省、市、县委的部署要求,切实把从严治党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但是,对照各级党委要求和党纪条规规定,个别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身上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地方.
(一)软弱涣散.一些党组织特别是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部分村“两委”班子成员由于年龄、素质、管理等方面原因,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凝聚力、战斗力不强,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的发展的需要,没有担当起基层党组织应有的责任.
(二)纪律松弛.少数基层党组织纪律松弛,党员干部精神状态不振,工作松松垮垮,在执行上级决策部署时根据自身利益搞选择、做变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党员党性观念不强,党的意识、纪律意识淡漠,组织观念弱化,不能带头执行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混同于普通群众,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普通群众.
(三)作风不正.一些单位作风建设还不够深入扎实,“十项规定”“十个一律”等制度落实还未到位,公款大吃大喝、挥霍公款、铺张浪费、贪图虚名、不务实效、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在部分基层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存在.
(四)自律不严.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不能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资金管理、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领域违纪违法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基层干部职务不高,但涉案金额巨大,“小官巨贪”屡见不鲜;一些侵占征地补偿资金、涉农补贴的案件,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和社会稳定.
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探析
历史和现实警醒我们,党要管党丝毫不能懈怠,从严治党一刻不可放松.
(一)以严明党的纪律为前提,营造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的好氛围.必须从严落实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加强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自觉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规范自己,用党章和党的各项规定要求自己,切实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发生.完善重大事项督查机制,加强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党委、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二)以严肃惩治腐败为手段,保持从严治党的强劲态势.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动真碰硬、敢抓敢管.必须把查处和问责摆在突出位置,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推进案件查办工作,强化******败组织协调,突出资金、资产、资源等重点领域,突出领导干部、中层热点岗位、基层站所和村居负责人等重点对象,突出征地拆迁、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资金拨付等重点环节,真正做到有腐必惩、有贪必肃、违纪必纠.坚持抓早抓小,对反映党员干部苗頭性、趋向性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防微杜渐,防范于未然.发挥查处案件的综合效应,深入剖析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注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三)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可结合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四学四比十增强”教育活动,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从政道德教育以及维护和遵守党风廉政各项规定的教育,组织学习党纪条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教育,构建************教育社会化体系,可组织“勤廉大讲坛”、“廉政笔会”、廉政教育“阶梯教室”等活动,做优“鹤乡清风”廉政文化品牌,通过教育为党员干部补钙充电,打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始终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高度,把从严治党问题提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作为县级及以下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在抓经济、谋发展的同时,持之以恒抓党建,严管理,不断提升从严治党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把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张觅, 张晓露, 代丽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几点思考[J]. 读书文摘, 2016(20).
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篇5
摘要：目前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正处长思维定型的关键时期，而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影响，各种国外的文化意识、社会形态和价值取向不断的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对事物真相的正确认知，它可以帮助人们对自己的身口意进行正确的取舍，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苦乐观和义利观正是构成我们每个人不同性格不同想法的价值基石，也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同时更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课题，对个人的健康成长、社会优良风气的形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当代大学生 苦乐观 义利观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古往今来，大凡有所建树、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人，他们的成长和对社会的贡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确立的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对事物真相的正确认知，它可以帮助人们对自己的身口意进行正确的取舍。只有对世间林林总总的事物具有正确的观点、见解，才是获得成功和幸福的先决条件。
目前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正处于思维定型的关键时期，而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影响。西方国家的 “超前消费、享乐主义、个人利益至上”思想，不但不符合我国国情，甚至完全违背了我国的传统优良品德。由于当代大学生还没有完全步入社会，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加之这一代大学生思想意识开放，意识形态很容易被外来文化价值所同化，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内涵将走上无人传承的道路。所以围绕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内涵，为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不仅是当前高校教育亟待践行的工作，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一、苦乐观和义利观在当代大学生教育工作中的意义
人生价值观具体包括公私观、义利观、苦乐观、荣辱观、幸福观和生死观等等。但笔者认为其中最需要我们在教育工作中重视的是苦乐观和义利观。因为不管我们是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学习上，不管是对待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的各种具体表现其实就是自身对苦、乐、义、利的一种认知的反映。所以，苦乐观和义利观正是构成我们每个人不同性格和想法的价值基石，也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更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课题。
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教育，将道德体系建设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涵与我国传统的思想道德体系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把准传统文化内涵的精髓，并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培养正确的苦乐观和义利观，是值得我们广大高校德育教育工作者尝试的。
二、当代大学生在苦乐观和义利观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的问题
1、注重个人利益，忽视国家利益。当代大学生更加倾向于选择个人主义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过分独立自我，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
2、重视金钱实惠，无视理想信念。在实现人生追求中，
更加倾向于“现实主义”，重索取而不愿付出，重物质利益轻无私奉献。
3、偏向技能培养，忽视道德追求。他们更加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道德品质生的培养，社会公德心淡薄。
4、习惯奢侈享乐，抵触艰苦奋斗。物质条件的改善，深深的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理念，虚荣、摆阔、贪图享乐、奢侈消费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生的追求，“吃苦耐劳”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三、当代大学生在苦乐观和义利观取向上出现问题的原因
1、市场经济的负面消极影响。高收入群体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之社会分配不公等情况，这些都有意无意助长了拜金主义的产生。“财富”成为不少大学生衡量人的价值大小的主要尺度。
2、社会不良思想的渗透侵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部分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下，迷失了方向，以至在人生价值观取向上出现了问题。如一些煤体新闻的错误导向对大学生的思想危害很大。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更好的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教育渠道还比较单一，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但在课程安排上还是以政治理论课为基础，教学理念上以灌输型为主，导致了教育形式单调、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教育成效不显著等方面的问题。
4、当代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不足。现在大学生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很多学生家庭环境优越，没有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被家长娇宠，从而形成自私自大心理，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脆弱，使他们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出现种种问题。
四、培养当代大学生正确树立苦乐观和义利观的具体方法
1、理论教育要简单而深刻——引发共鸣、产生认同。
当代大学生从小就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人生价值观理论的教育，所以大多学生都患有“理论免疫症”，尤其像人生价值观这样理论含量过重的学科内容，如不改变教育方式，是很“不受欢迎”的。所以作为高校的广大德育教育工作者一定不能一味的“照本宣科”，面对苦乐观和义利观这样的内容，只要用最简单而深刻的语言进行讲解，迅速破开理论的表层，才能用更多的时间去挖掘它们的实质。只有将同学们的思维发散到现实领域中去，才会使同学们产生共鸣并引发认同，这样才能真正将理论带回到生活，为当代大学生正确树立苦乐观和义利观打下好的基础。
2、举例说明要丰富而真实——拓宽思维、激发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高校教育中老师应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大学生的兴趣引导上面，不断的带动学生们的学习激情。面对苦乐观和义利观这样比较抽象的理论，倘若用贴近我们当代大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的例子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例如，现在的大部分男同学喜欢玩网络游戏，就当前网络游戏本身而言，其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游戏内的社会分工、阶级系已经可以和当前现实社会等同。其实很多大学生已经有意无意的走入了游戏“社会”这个圈子，同时也在有意无意的处理着游戏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果我们能把正确义利观的培养和网络游戏内在“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不但能提高学生们的思考积极性，还可以有效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笔者认为这样贴近实际的教学模式，可以让大学生学会对苦乐观和义利观的思考，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拓展思维的目的。
大学阶段是人生观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学教师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树立了正确苦乐观和义利观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其他的知识储备，这样才能响应国家对培养当代大学生全面素质的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全面的合格的人才做出贡献。
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篇6
【摘要】随着新三板市场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在新三板市场挂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也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新三板企业特别是物流行业企业存在诸多审计风险。文中对我国物流行业新三板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控制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物流行业;新三板企业;审计风险;风险控制
1引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主要目的是为中小企业解决股权转让和融资问题。自2013年发布以来，新三板市场的发展几经波折，如今正处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然而，新三板市场在发展中存在的信息披露危机，监管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我国新三板注册会计师审计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随着网购的普及，物流行业迅速发展，这些企业大部分为中小企业[1]。新三板则成为支持各初创期物流企业发展的有力平台[2]。然而，新三板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不同物流企业之间差异较大，且多为中小企业，导致部分物流企业存在运营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不强，企业体量较小等问题[3];此外，企业财务制度存在漏洞、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等现状导致重大错报风险增加;另一方面，审计人员职业素养不佳、会计师事务所重视程度一般等因素都有可能加大审计风险。这促使审计人员需要采取一定的风险防控措施来应对新三板市场的现状。本文通过分析新三板物流企业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从而提出风险控制建议，促进该行业新三板企业的健康发展。
2新三板物流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分析
2.1审计风险
注册会计师审计对于规范市场秩序十分重要，然而新三板物流企业审计问题频频发生，暴露出审计人员在对新三板物流企业实施审计时存在一些风险，未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风险控制。因此，在研究新三板物流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时，可以从审计风险角度进行分析。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而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审计风险模型，主要是指审计风险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型表述为:审计风险(AR)=重大错报风险(MMR)×检查风险(DR)其中，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检查风险是不受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影响，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直接相关。新三板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主要以审计风险模型理论为依托，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两个方面，分别分析审计风险来源。
2.2新三板物流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
新三板物流企业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增大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风险，需要审计人员重点关注。2.2.1财务制度风险钢联物流未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中冷物流虚假披露财务报表等现状，体现了部分新三板物流企业忽视健全财务制度的重要性[4]。新三板物流企业多处于成长期，往往重视各类能够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营活动，忽视财务制度健全，甚至存在任用亲属为财务人员，不披露或虚假披露财务信息的状况。这些行为削弱了财务部门独立性，有损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从而产生重大错报风险。2.2.2关联方及关联交易风险研究新三板市场的自律处分和自律监管措施后，可以发现关联交易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联方交易披露不真实、不完整。例如，安达物流未披露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二是关联方违规占用募集资金。例如，威海国际、智慧物流、众协港服等物流企业向关联方提供高额借款，均未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当新三板物流企业的商业活动不符合规定的交易过程，会计信息不足以合理地反映商业交易状况，使得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披露不当，会导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错报风险。2.2.3公司治理缺陷风险同益物流、华鑫物流等物流企业存在的董事未尽勤勉责任、违规占用公司募集资金情况，表明新三板物流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缺陷。新三板物流企业存在由于物流企业发展初期未开始融资导致股权相对集中，多为家族控制，不能实际履行岗位职责，公司治理能力较低[5]。2.2.4内部控制薄弱导致控制风险佳盈物流在年报中私自修改审计意见的情况，表明部分新三板物流企业存在未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现状。在创立初期，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未在物流企业管理层中引起足够重视;使得某些高管或员工可以实施舞弊行为并能掩盖其行为不被发现，产生重大错报风险，导致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2.3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风险
注册会计师在企业申请新三板挂牌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审计意见关乎企业能否成功进入新三板市场。然而，为了减少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检查风险，审计人员需要关注以下几点。2.3.1事务所过度重视成本效益新三板物流企业的审计费用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不愿意承接物流企业的审计业务。事务所为扩大业务规模，承接超出能力范围的审计业务，或超出数量的审计项目，严重影响审计质量。导致为新三板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事务所往往专业水平不高，审计意见信服力也不高。2.3.2未了解新三板企业基本信息新三板物流企业公司结构与其他资本市场企业并不相同，审计工作复杂且难度高，根据以往IPO审计经验，存在审计人员制定了不恰当的审计计划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导致检查风险增加。此外，新三板市场整体监管环境较为宽松，此时审计人员则不应过分依赖企业依靠自律来改善财务状况，而应该依据审计证据做出合理判断。2.3.3审计人员执业质量欠佳审计小组成员的业务水平、综合素质、审计效率、自我保护意识都会对审计意见产生重大影响。新三板物流企业的审计业务增加，导致对审计人员的需求也有所增大，但是新加入的审计人员往往未经历过类似审计工作，存在经验不足的风险[6]。
3新三板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控制建议
2018年来佳盈物流、威海国际、钢联物流、智慧物流等新三板物流企业由于个人或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4]。对承担审计和验资等重要责任的审计人员来说，需要识别存在的审计风险并减少此类状况发生。根据上文分析，防范审计风险需要注册会计师分别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两个角度分别采取措施来应对。
3.1重大错报风险控制建议
3.1.1关注会计核算质量与会计处理审计人员应重视新三板物流企业存在的会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杜绝类似中冷物流事件的发生。新三板物流企业中，不同运输方式对收入产生方式有较大影响，在成本进行核算时，需要基本了解企业特征后再继续审计工作。此外，审计人员还需关注对于新三板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考察，多次分析企业会计资料、合同等，通过穿行测试检查交易真实性与完整性，考察企业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并从管理层制定的长期战略目标中分析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3.1.2重视被审计单位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风险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还需关注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风险，对于一些往来交易频繁、金额较大、交易周期固定、交易金额固定的往来业务更应引起重视。首先，在审计工作初期，注册会计师关注被审计单位内控是否有效运行，并认定所有可能的关联方;其次，审查关联方交易是否真实，必要时可以进行函证。此外，还需获取相关资料证实这一关联方交易完整性，降低审计风险。3.1.3关注被审计单位公司治理结构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可以结合该物流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审计计划。注册会计师需要全面了解物流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经营范围，所处行业特征、企业文化、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力等，还包括主要管理人员的公司治理理念、管理层管理风格，来获取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的重视态度[7]。3.1.4重视企业内控制度实施状况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应先测试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这既可以提高审计效率，又可以引导审计小组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以及企业经营是否困难，是否存在财务舞弊动机，是否会利用内部控制薄弱环节赚取不当资金等。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还有利于资本市场整体发展，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增强新三板市场流动性。面对新三板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内部控制制度薄弱问题，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管理层、监管方协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
3.2检查风险控制建议
检查风险主要来源于审计人员操作不合规和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不规范，因此，从以下方面有针对性的分别提出控制建议。3.2.1提升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与审计效率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会对审计风险产生影响。审计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是要高效完成审计任务的关键。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可以帮助注册会计师控制审计风险，即对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有一定的敏感度，并引起重视;同时可以减少检查风险的产生。因此，审计人员需要关注自身素质培训，从专业能力，到职业道德，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与审计效率。3.2.2会计师事务所层面会计师事务所在安排审计活动时需要合理安排项目中的人员配置、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合理承接审计业务。事务所构建行之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可以缓解审计小组在审计工作中受到的压力。事务所还可以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强化其在物流行业审计业务的专业技能。事务所也需加强内部管理，定期培训审计人员，设立奖惩制度，激励注册会计师工作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效率，为事务所的发展做好人员保障，为审计项目做好质量保障。
4总结
物流行业在发展的同时，也会遇到一定的波折。通过对新三板物流企业审计风险分析，新三板市场整体应当识别物流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过程中的检查风险，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保护投资者权益，增强新三板市场流动性。
[参考文献]
[1]万晶.基于SWOT分析物流企业的发展战略———以顺丰为例[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9，41(08):54-56.
[2]刘溢，陈金波.物流行业新三板企业挂牌融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9，41(04):53-56.
[3]万逍，乔玉洋.物流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电子商务，2019(12):1-2.
[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EB/OL].
[5]王小宝.从公司治理看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风险[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01):83-84.
[6]陈瑜，王妹.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我国环境会计问题研究[J].中国林业经济，2019，11(159):65-67.
[7]邓宝贵.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的新三板物流企业效率评价研究[D].衡阳:南华大学.221
公共政策学3000字论文篇7
一、中西方体育文化比较差异
1.中西方体育文化哲学观的差异
东方文化领域内的大多数民族注重在运动中修身养性，由此形成的体育文化往往将伦理道德视为重点，强调人文精神和人本思想，重文轻武，崇尚中庸之道。其中，尤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为典型代表，它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以宗法体制为背景，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提倡人与自然应该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因此提出“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哲学观，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力图达到身心兼修，阴阳平衡，个人内外的协调统一。这种哲学观一旦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就形成了以提高个体内在修养和塑造个体人格为目的的体育文化精神。由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根本要求是通过锻炼身体以达到心灵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是一种“以心为本”的体育。既然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益寿延年，那么就会倾向于选择直观领悟和内在意念修炼的方式而不是诉诸于求助外部力量，更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对抗与较量来实现。所以，中国传统体育活动方式表现出鲜明的“自娱性”特点，讲求的是个体通过身心双修，达到内在与外在、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即在体育活动中，不仅要注重养身，而且还要自外而内地养性、养志、养气、养心，强调运动中的身体最终能够达到“精、气、神”浑然一体的境界。即使是要进行体育竞技活动，古人也认为那些体能、速度、技巧等身体机能的较量太浮于表面，高手之间较量的应该是精神境界的高下，包括心智、人格、修养。因此，在中国体育史上，鲜少发展出像西方体育那样竞争性强、对抗激烈的比赛项目，这与西方自古以来崇尚挑战和冒险，追求不断超越人类运动能力极限的体育理念是截然相反的，热爱竞争运动的西方人则在现代社会将这一体育理念明确表述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西方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哲学精神基础之上的，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肯定个人自由，支持平等竞争，鼓励个人不断超越自我，突破生理与心理的极限。西方的哲学思想又助长了这种体育竞争意识，激励着他们积极投入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之中。长此以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机制，使西方人逐渐形成意志顽强、个性独立、思想解放、富于进取精神的民族性格。因而他们相信只要经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断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就能在竞争比赛中赢得胜利。与注重身体的内在道德心性修炼，内敛型的东方传统体育不同，西方的哲学传统、民族性格和社会历史进程所孕育的体育文化，是一种注重身体外在能力提高，超越型的体育。这种体育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在一定规则范围内展开的竞争运动，简言之就是“竞技型体育”，“公平竞争”是其核心要素。体育运动的“竞争”是参与者们凭借自身的体能、速度、灵敏度和柔韧性等素质，以及专门的运动技术技巧和心理能力，在完全发挥的状态下所进行的激烈对抗与冲突。只要双方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竞争对抗愈激烈，比赛的精彩程度就愈高，个体的身体潜能就愈被开发，参与者的精神追求也就能够得到越大程度的满足。因此，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总是竭尽所能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西方以“竞争”为核心的体育运动是一种展现机体能力、意志品质、荣誉感、勇气和斗志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个体人格精神亦得到完善与提升。但是，体育竞争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最终的输赢结果，其价值取向是线性的、单向的。现代体育的赛场上，绝大部分项目都是源自西方传统体育系统，例如田径、球类、拳击等无不具有高强度对抗的特征。
2.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
不同文化领域中哲学思想的比较差异往往导致了体育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如前文所述，中国哲学崇仰“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天地之间，包括人与自然都是由“气”而成，由“气”而生，因此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中国人追求阴阳调和，中庸节制的养生之道。而西方哲学讲究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注重对客观对象的征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处理与客体的关系上，中国人注重物我合一，西方人注重以科学的方法认知对象;在思维模式上，东方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辨;在生活观上，东方人安于现状，知足常乐，西方人富于创新，不惧冒险。以上因素都影响了中国和西方体育文化观中价值取向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气质、品德、精神的内在修养的体育价值观，而把人的身体视作是三者的载体。道家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追求道法自然的人格养成;儒家重视道德伦理和宗法体制，着力于塑造遵从礼法、积极有为的“君子”人格;佛家则主张超凡脱俗，六大皆空，追求心无一物的超脱人格的锤炼。儒、道、释三者可以说都对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取向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多重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显而易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往往按照由表及里、由外至内，由形而下的身体活动到形而上的精神修炼这样的运动顺序，实现伦理、自由、超脱等多重人格的造就。因此，中国体育文化并不一味追求身体运动能力的提高，而是以运动的方式达到养“气”的目的，它不仅意味着对身体的养护，更主要体现为心性、人格、道德修为、乃至精神境界的滋养。西方在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与中国完全不同。以西方传统体育的代表古希腊为例，它重视外在的身体更胜于内在的精神。尽管古希腊的运动者也强调身体应与精神相一致，但是他们更认同的是在身体美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统一。与东方体育的代表中国相比，古希腊人更看重由身体的力量所展现出来的美感，他们的体育理想并不是身体内部无形的道德人格或精神境界，而是血统纯正、体格强壮、身形健美、擅长各种体育运动的身体本身。古希腊人对理想身体的崇拜，无疑对其绘画、雕塑艺术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而这种注重身体之美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希腊体育观念的形成。他们以培育理想的身体为目标，创造出许多独特的运动锻炼方式和技巧。可以说，古希腊体育为推动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3.中西方体育文化方法论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注重养生，主张寓“养”于“动”。这是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相互交换的过程，从而排除浊气，汲取真气，最终达到五脏六腑通达顺畅的目的。中国传统体育一直坚持的信念是，人体健康和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而不在于外，因此更注重意念的修炼，即使有身体动作，也是简单而徐缓的，人们在掌握这些动作时，往往诉诸于直观顿悟，追求动作的整体效果和内在神韵。概括地说，以静养生，寓“养”于“动”，是东方体育运动的重要特征。由于它以身体的内部活动为主，辅之以外部运动，所以带有肌肉剧烈收缩的动作并不太多，而且在具体的动作设计上讲究缓慢、动静结合，强调“形随神游”、“澄心如镜”、“静悟天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之中几乎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纯粹追求外在身体理想美的运动方法，也没有发展出职业性的比赛，即使有对身体的关注，往往也是为了借此称赞它所体现的内在气质精神。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们主要依附于其他社会活动之中，相互之间未形成紧密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与之相应的方法论。西方人渴望通过体育运动修饰外形，获得强壮的体格和健美的肌肉线条，因而在西方体育文化中，大多数运动项目都需要人体大肌肉群的参与，而且程度非常剧烈。西方体育热衷于通过不同的体育项目对人体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训练，从而获得人体各部位机能的全面提高。比如在跑步、跳跃、投掷、摔跤、体操等项目的运动中，人们分别锻炼了身体的头颈、手臂、肩胸、腿等部位，进而改善人体的运动水平。同时，西方体育重视对身体结构、运动方法的科学探索，注重对人体解剖和生理机能的研究，在运动方法上遵循力学原理，追求符合人体科学和比赛规范的对抗与竞争。因此，西方体育文化体系有严密的科学理论研究作为基础，有严格的体育运动竞赛规则作为规范，还有运动场地器材设施的精密设计作为支撑，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与其无法相媲美的。
二、中西方比较体育文化共同点
中西方体育文化虽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也有不少共同点。主要表现在：
1.共同的体育文化基础
西方的体育自古希腊以来，就把追求和平、公正的运动精神作为根本目标。比如古希腊的伊斯利城邦与斯巴达人共同签订的“神圣休战条约”，条约规定处于战争中的各城邦在奥运会举行期间暂时停战，共同参加神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保证运动会在和平的环境下顺利进行。奥运会的参与者们包括运动员和裁判员在内，比赛前必须到宙斯的神像前宣誓，保证遵守比赛规则，公平地参加各项比赛。古代奥运会所标举的“和平”、“公正”的体育精神，为近现代西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近代顾拜旦在古希腊奥运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奥林匹克主义”，其核心原则是力求使体育运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因素”。“奥林匹克主义”的提出将西方体育引向了维护和平与公正的发展轨道，现代社会这一体育精神在各项赛事和运动会中得到继承与发扬，和平的比赛环境与严格的规则规范确保了每一位选手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对决较量。中国本土的传统体育虽然没有像西方体育那样经历由古代奥林匹克向现代奥运会转型的过程，也没有明确将和平、公正作为运动的宗旨，但是在儒、道、释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无时无处不表现出贵“和”与尚“礼”的特点。比如规范武术行为的武德便是源自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武林的众多流派无不以武德为其宗旨。这种遵守礼法规范/以“和”为贵的原则，实质上与西方体育一直贯彻的“公正”与“和平”原则在精神上颇为契合，所以就像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铸就了西方体育精神一样，东方的伦理思想也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2.共同的体育文化理想
现代社会一般是以真、善、美三个方面来评论人格价值的。真、善、美的统一，是最高的人格境界。现代体育以其变化莫测的结局、恢宏的气势、优美的艺术性塑造着人们理想的人格。现代体育的竞技性决定了“公平竞争”是它的灵魂，人们在相同规则的制约下，必须通过自己真实的技艺，才能取得胜利，赢得观众的认可和赞美。现代体育把人生过程常遇到的成功、失败、挫折、艰辛、泪水和欢笑等悲欢离合，融注于短短的瞬间，使人们一次次去经受各种意志的考验、心理的冲击，体验到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人们追求新的希望、新的理想和新的人生。体育还为人类塑造着美，它不仅有像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健美操等审美特征很强的项目，而且任何体育项目都蕴含着动作、形体、姿态等美感因素。无论是直接投身于运动过程或是观赏一场体育比赛，人们都会感受到生命跃动的活力，领悟到人生奋斗的快乐，得到美的享受和陶冶。现代体育以其特殊的方式，使人们在运动中得到真、善、美的熏陶，不仅使人们身体健康、充满活力，而且使人善于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发现美、欣赏美、享受美，培养出美的情操，塑造出美的心灵，使生活充满情趣，在促进人们身体和精神完美的同时，使人格得到完善。理想人格的塑造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对于在儒、道、释思想互渗互融的文化氛围中逐渐成熟完善的传统体育来说，如何在体育活动中锤炼个体的人格精神，提升内在的道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体育的特点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启迪心智，教化情操，使身体修养和道德修养二者兼备，共同塑造理想的综合性人格。显然，其塑造方式主要是通过个体的修炼来完成对道德品格的培养，精神境界的升华。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活动中，无论是武术还是太极，乃至各类养生方式，都是在活动过程中极力实现内与外、德与体的协调与统一，简言之就是既要体现“仁”之精神，又要谨守“德”之原则，还要追求“勇”之品格。因此，中国传统体育的终极理想目标就是通过德体合一、身心兼修的体育活动，塑造融合了儒、道、释理想的综合性人格。
3.共同的体育文化目标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获得各种高科技带来的身体享受，由此也导致身体能力的下降，日益发达的头脑和日渐柔弱的身体形成强烈反差。现代体育以促进人的健康与发展为己任，它以追求身心和谐发展为号召，将人们引向了朝气蓬勃的运动场、健身馆和赛道，引向了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人们在运动中增进彼此交流，与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等生命融洽相处。在运动活动中，人们可以充分的放松精神、锻炼肌肉，使身体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体育既使人们得到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各种享受，又使人们保持了健康强壮的身体素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身体与精神的和谐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体育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内容。据现代研究表明，人类的身体与大脑都蕴藏着丰富的潜力而不为人知，目前已开发的只是非常少一部分。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预言，技术与人类潜能是今日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和机遇。所以，尽可能地挖掘和发挥人的运动潜能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奥运会赛场上，体育纪录一再被刷新，极限也屡屡被突破，这恰恰证明了借助于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人们能够不断提高身体机能，甚至创造出人类历史的奇迹，“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始终引导着人类在探知身体潜力的道路上持续前进。与西方体育一样，中国体育也是明确将不懈追求人的发展与完善作为终极目标。中国传统体育中就已提出德体合一、身心兼修的原则，它要求人们通过由外在身体的锻炼到内在精神的修炼这一过程达到修身养性，领悟生命之道的目标，从而真正实现身体与精神上的成熟和完善，即所谓的“成人”。这就决定了中国体育活动必然是一个自我求索和自我领悟的过程。所以人们往往发现，真正武艺和武德兼备的武者，并不急于凭借他的武艺高超胜人一筹，而是以其深厚的修为和高尚的人格令众人诚服。中国的武术精神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德艺兼备的观念，认为只有外在的身体与内在的心、意、神完全统一，才能达到武术的至高境界。中国的太极拳素来就有“拳打千遍，神理自然”的俗语，所要求的就是习拳者应在实践中去揣摩拳法之精妙，去领会太极之玄奥，甚至从中参悟出“天人合一”的终极之道。
作者：曾宪刚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主任
本文来源：https://www.chinawenwang.com/shiyong/152630.html
文档为doc格式
2024-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