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德故事]中国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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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指中国五千年历史流传下来，具有影响，可以继承，并得到不断创新发展，有益于下代的优秀道德遗产。概括起来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的总和。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它也是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结晶。

　　基本简介

　　折叠一、爱国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的民族气节。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历史上，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破则家亡，使人们的爱国之情强烈地表现出来，并升华成为国献身的情操和精神，因此出现了岳飞的“精忠报国”、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爱国主义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

　　折叠二、利益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调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的人伦关系。主张“义以为上”，“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要求“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义”是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利”是指个人利益，而得是指得到的。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这是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的群体精神，进而扩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折叠三、仁爱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出“君轻民重”的思想。这种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道德遗产。

　　折叠四、提倡美德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人生理想的步骤和模式。这种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起码的行为准则。它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人类社会道德关系的具有科学性的优秀的遗产。

　　传统道德一般都是在社会稳定时发挥作用，而社会剧烈变动时则缺少用武之地，正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历史证明，儒家伦理往往在太平盛世发挥它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调节人际关系的社会功效。当代中国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中国的大局。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其中，道德建设无疑是重要的精神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抓手。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道德建设水平的如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加强道德建设必须承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道德从来就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社会主义道德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是传统美德的延续和升华。承接中华传统美德，就是要以中华传统道德的背景为基础，把传统道德中的这些符合时代要求，有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容承接下来，推广到全体人民中去。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曾说：“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变革推动下，当今社会的道德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领域、新趋势。进行道德建设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优秀传统，也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还要激发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道德、新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发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中国传统美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精神追求，同时又在新时代人们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必须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惠及全体人民，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和谐社会不会凭空而至，也坐等不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谐美好的社会，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各司其职，承担起自己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各守其则，具有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自觉遵循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人人有行动，人人有贡献，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和谐。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起源

　　从炎帝传说研究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 “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 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毛泽东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折叠编辑本段​核心内涵

　　仁 ：有仁爱之心 ——唐太宗爱民如子

　　义 ：重情义 ——荆柯刺秦王

　　礼 ：懂礼数 ——孔融让梨

　　智 ：明智果断 ——空城计

　　信 ：诚信为人之本 ——尾生沉水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重德行、贵礼仪，在世界上素来享有盛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载，内容博大而精深。但归纳起来，在历史典籍里加以明确、历代历朝基本形成共识的内容主要是“仁、义、礼、智、信”五个要素。当然，在传统道德方面还有很多表述，但大部分都包含在这五大要素之中，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延伸，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丰富，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发展。

　　“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

　　“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这样的心态，即“仁爱之心”。关于“仁”，最早出自《尚书》。《尚书》中说：“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意思是说当年商汤用宽恕仁爱之德，明信于天下的百姓。“仁”最早的涵义是“亲人”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说：“亲，仁也”，又说：“仁，亲也”。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氏族亲人之间要“亲爱”，这种“仁爱”之情，仅仅局限于家族亲属之间。随着历史演变，“仁”的涵义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由“亲人”发展到了“爱人”。老子说：“与，善仁”。意思是与人交往要友爱、真诚、无私。孔子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仁”已成为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护“仁”，可以“杀身”，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道德理念。由此可见，在“仁”的情感范围由家族扩展到社会的同时，“仁”的道德内涵和道德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第一要素。

　　“义”，是指正当、正直和道义这样的气节，即“正义之气”。“义”的原义是指人的仪表，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对亲密友谊、对美好善良的追求。《说文解字》曾这样解释，“义(义)，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意思说，“义”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我们崇尚羊的形象和涵养，要像羊一样温和、善良、美好。这里讲的“义”，主要是指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和气节。羊在我们生活中，从古至今都是六畜之首，是最美的食品。中国人非常崇尚羊，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把“羊”都用在最美好的事物上面。比如，羊与鱼构成了“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羊和鱼都是最鲜美的食品，最好吃的食品。中国人最美好的字眼“美”、“善”上面都有一个“羊”字，都是用“羊”作主要部首来构造的，这反映了人们对羊所具备的美好境界的追求，并把这种境界作为国人应该追求的品行，作为应该提倡的道德。《说文解字》把“义”同“美”和“善”联系起来解释，“美”和“善”是“羊”字头，“义”的繁体字“义”也是羊字头。所以，义、美、善是同义的。古人强调“义气”，就是指这样一种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义的气节。孔子极为推崇“仁”德，提倡“杀身成仁”。而孟子非常推崇“义”德，说要“舍生取义”。“杀身”和“舍生”是相同的意思、相同的境界，说明孟子是把“义”和“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认识的。我们讲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仁、义、礼、智、信”五大要素，通常也简化成“仁义道德”，可见，在这五大要素里最重要的是“仁”和“义”两德，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两大要素。古人云：“仁则荣，不仁则辱”，“由义为荣，背义为辱”，说明中国传统道德的荣辱观也是以是否做到“仁”和“义”作为主要标准的。

　　“礼”，是指礼仪、礼貌和礼节这样的规矩，即“礼仪之规”。“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习俗和仪式。《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指的就是一种仪式、一种习俗，当时还没有把“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和道德理念加以明确和倡导。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关于“礼”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礼记·表记》中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说的是殷人尊神，而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开始远离它，并且“制礼作乐”，逐步把这些礼仪规范起来，对在哪种情况下实行什么样的礼节、举行什么样的礼仪、讲究什么样的礼貌进行了具体规范，提倡以“礼乐”治天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内容又有了创造性的变化，开始将“礼”作为道德准则加以提倡。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的诗句，意思就是说：看那老鼠还有一张脸皮，做人岂能无礼仪;如果一个人没有礼仪，不去死还干什么?孔子也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的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规定。这说明“礼”在道德领域已经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尊重、加以规范、加以倡导。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更提出了“礼仪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理念，把“礼”放在道德规范之首，表明“礼”已经由原来的一种习俗和仪式逐步地规范为一种道德教化和道德理念，升华为治国的四大要素之首。中国人向来把“礼”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礼仪之邦来表明我们是文明的，不讲礼仪是不文明的。由此可见，“礼”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同样有着重要位置。

　　“智”，是指辨是非、明善恶和知己识人这样的能力，即“智谋之力”。“智”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要素之一，很早就出现在文字记载里。孔子常说：“君子道有三：仁者不忧，智者不虑，勇者不惧。”《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大德”。大家熟悉的《论语》中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讲人的知识再丰富，总有不懂的问题，那么就应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才是智慧之举。这里讲的“是知也”就是指“这才是智慧、这才是聪明、这才是智者”。孔子、孟子在继承和发展唐尧、禹舜、商汤等关于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是非、认识善恶这样的聪颖、智慧思想的基础上，丰富了“智”的具体思想内容，提升了“智”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在道德规范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道德概念和价值取向，成为对人们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方面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信”，是指诚实守信、坚定可靠、相互信赖这样的品行，即“诚信之品”。“信”不是简单的诚实，信用才是“信”最基本的内涵。它不仅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上要诚实和守信，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某一个事物、某一种理念认识上的坚定可靠，反映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缺乏坚定可靠和相互信赖这样一种基础，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上也难以实现诚实和守信。关于“信”，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认识了它，并且积极地加以提倡。历代贤人圣哲关于“信”的强调不绝于书，甚至包括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一些古典文学名著里面，也都强调“信”的道德理念，都有关于“信”的人性诠释和故事描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意思是说统治者有“信”，是立国的根本，是老百姓得以生存的基础。老子说：“言，善信”。意即说话要恪守信用。孔子也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把诚信看作做人立世的基点。孟子则把诚信看作社会的基石和做人的准则，他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的阐述，即是其证。《贞观政要》中唐代名相魏征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把“信”作为治国之大纲来加以强调。《旧唐书》里说“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尚书》写道：“信用昭明于天下”。《诗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成语叫“信誓旦旦”。像这样一种对“信”的认识、对“信”的提倡、对“信”的崇拜，从古至今像一棵常青树一样存活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思想文化沃土中，说明“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历来被人们所肯定、所推广。

　　那么，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五大基本要素呢?从五大要素的关系看，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大厦的根基，也可以说是道德大厦的支柱。从基本内涵来看，“仁”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互相尊重和互相爱护的情感，是世间万物共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一种道德规范;“义”是超越自我、正视现实、仗义公道的做人态度;“礼”是建立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一种标准和规则;“智”是人认识自己、了解社会、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眼光和能力;“信”是人们交往和处事的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是我们要很好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各种组合的比较来看，“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和主要品行，在道德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仁、义、礼、智、信”在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长河中具有本源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的庞大体系来看，“仁、义、礼、智、信”具有主导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广泛性、深远性影响来看，“仁、义、礼、智、信”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

　　折叠编辑本段形成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提出并归纳的五个最重要的道德要求，从文字记载看，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从口头传播来看，还要早得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演变和文明的推进，逐渐得到明确、规范、升华、丰富和发展。

　　首先，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提出了“礼、义、廉、耻”四个道德要素。管子对这四个要素非常看重，称“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意思是说，这四大道德要素如果能够弘扬，君主的政令就能够畅通，反之国家就要灭亡，从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了这四大道德要素之重要。何谓“四维”?管子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春秋末的老子提出人要“上善若水”。意思是最善的人要像水一样，具体地说，要“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显然老子倡导“仁”、“信”等道德操守。随后，战国思想家孟子在此基础上把“仁、义、礼、智”这四个要素整理归纳出来，作为道德的基本要求。《孟子·告子》篇写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的意思是说，“仁、义、礼、智”这四个方面是我自身独有的，并不是外界给我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本质和品德。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总结归纳为“仁、义、礼、智”，并把它们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和道德理念。

　　把“仁、义、礼、智、信”五大道德要素整合在一起加以全面阐述和规范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要在世间推行，以此教育民众，改变民间陋习，形成良好的民风。文中的“谊”即“义”。《汉书·董仲舒传》写道“夫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仁义礼智信”这个“五常之道”，即五大道德要素。官方把“仁义礼智信”明确为整个国家要提倡和遵循的道德纲领，是在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以后。当时西汉政权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集会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会后汉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影响深远。《白虎通义》中写道“五常者何?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不仅将“五常”正式确定下来，而且进行了明确具体的内容界定，这是历史上官方文书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最早记载。

　　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到魏晋之后，官方、民间出现了道德认识的不同观点、不同主张，对“仁、义、礼、智、信”也进行了多种阐述，进行了新的创造和新的规范。尽管如此，“仁、义、礼、智、信”作为传统道德之主要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间，特别是作为宋明理学的“顶梁”人物程颢、程颐、朱熹等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二程将“仁、义、礼、智、信”发展为“五常全体四支”说，即“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意思是说，如果把“仁”看作是整个身体，“义礼智信”则是身体的四肢。朱熹则提出“仁包四德”的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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