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_2016诺贝尔经济学奖：合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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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诺贝尔经济学奖：合约的力量!

　　刚刚产生的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两位合约理论大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姆(Bengt Holmstrom)。

　　“现代经济离不开无数合约”，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辞中写道，“由哈特和霍姆斯特姆创造的新理论工具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制度及合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极有价值。”

　　两位获奖人现在都居住在波士顿，哈特现年68岁，生于伦敦，先后就学于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华威大学，然后于1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93年来一直任教于哈佛大学。霍姆斯特姆1949年生于赫尔辛基，1978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颁奖辞这样介绍他们的成就：

　　“社会的合约关系包括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保险公司与车主的关系，或者公共管理者与供应商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包含了利益冲突，所以合约须得正确设计，以保证各方做出对彼此有利的决定。今年的两位得主发展了合约理论，一个可用于分析多种多样合约设计议题的完整框架，比如给管理层基于业绩表现的激励机制，保险合同中的可减免项和预付安排，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私有化，等等。”

　　哈特的理论发现为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研究带来重要启发，对经济学的多个分支、政治学和法学研究都有帮助，还为研究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如什么样的企业应该合并，公司融资中的股债比例，学校或监狱等机构何时应该私有化。

　　通过他们的开创性贡献，哈特和霍姆斯特姆使合约理论成为经济学基础的肥沃土壤。过去几十年来，他们还探索将其应用于许多地方。他们对于最优合约安排的分析为许多领域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从破产法到宪法——打造了智识基础。”

　　当你第一次看到霍姆斯特姆的理论创建，可能不会感到多大的冲击，因为它们今天已化身为无数企业特别是新兴企业的激励机制设计，早已成为商界的基础设施。你越是感受不到它，它就越重要。

　　哈特的贡献主要是三个。

　　第一是剩余索取权。

　　既然合约不可能完备，未来总有说不清的地方，要避免到时双方打架，可以事先约定一旦发生合约未界定的事项时将决定权交给其中一方，这就是剩余索取权。一般来说，剩余索取权属于谈判中更有权力的一方，谁有更多的资产更多的话语权就最终掌握剩余索取权——说明白的按说明白的办，没说明白的按我说的办。

　　由此可以思考：马云是怎样重新设计阿里巴巴集团的公司治理契约的?

　　第二是关于企业并购。

　　我们都知道大量企业并购事实上是摧毁价值的。那什么时候并购是有效率的，什么时候是无效率的?取决于合并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在哈特的分析中，这与收购与被收购者的事前投资有关。为了控制剩余索取权，收购方有动力增加对于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这是一体化的收益。而被收购方预期要被收购，因此减少投资，这是一体化的成本。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则收购无意义。

　　由此可以思考：滴滴对优步的收购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

　　第三是公司融资。

　　公司金融的奠基理论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成立时，公司用股权或者债权融资，对于公司的价值没有影响。实际上这些假设很难成立，因为信息不透明，交易有成本。那公司到底如何选择融资方法?哈特认为，所有者无法完全了解管理层的行为，比如说，你怎么知道公司管理层没有监守自盗呢?那么在股权和债权融资中，应该尽可能选择对管理层有硬约束的那种，也就是债权融资——做砸了就破产，与子携亡。

　　由此可以思考：这个分析适用于中国的国企吗?

　　合约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深远。委托代理关系如何设计最优合约可谓中国经济转型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哈特本人也与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有很深渊源。

　　比如，1994年8月23—26日，哈特参加了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极有影响的“京伦会议”。据钱颖一教授的回忆，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成为重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京伦会议”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特别是围绕着转轨时期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等。哈特与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aKinnon )、刘遵义以及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黄佩华等一起参加了会议。

　　在此次获奖之前，哈特的研究刚刚获选为美国金融学会院士。金融学会的颁奖辞介绍了哈特的近期成果：超越理性人假设，以理解不合备合约，从行为经济学借鉴思路：各方签约使自己得到该得的权利，以避免负面情绪，因为负面情绪会导致不合作行为，带来无谓损失。换言之，契约是一种状态“参照点”(reference point)。

　　不完备合约理论应用极为广泛，不光对公司设计激励方案，对金融危机也有启发，比如霍姆斯特姆影响深远的论文《流动性的私人和公共供给》，就为应对金融危机前的道德风险提供了框架。

　　此前的研究者认为，关于银行挤兑，如果政府不再提供存款保险或者停止对银行的资金援助，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银行挤兑不仅会吓坏储户，还会干扰生产。想要阻止一个经济体的产出下滑，存款保险和短期资金援助都是必需的。问题是，道德风险怎么办?就是说，如果已经知道政府要出手援助，银行有可能不负责任地放贷，从而增加风险。在霍尔姆斯特姆的模型中，如果银行所有者投资风险项目时，自己也承担部分风险，可以克服或减少道德风险问题。

　　在1970年代后期，霍姆斯特姆证明，委托人(比如公司股东)应该给代理人(比如公司CEO)设计出最优合约，因为后者的行为至少有一部分是无法观察到的。霍姆斯特姆的获知原则(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合同应该将代理人的报酬与其业绩相关的信息联系起来。

　　霍姆斯特姆的主要贡献是：

　　以这个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展示了最优合约怎样平衡激励与风险。

　　在后来的工作中，霍姆斯特姆将这些发现一般化，以应用于更现实的场景，如：

　　——雇员不仅获得报酬，还有升迁机会;

　　——代理人同时完成多件工作，但委托人只观察得到其业绩的某些方面;

　　——团队成员搭便车;

　　在1980年代中，哈特为合约理论的新分支——不完备合约——作了开创性贡献。因为不可能事先界定一个合约的所有可能结果，不完备合约理论强调控制权的最优分配：合约的哪一方在何种情境下有权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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