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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学术论文5篇

时间:2023-03-16   来源:论文   点击:   投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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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自然科学学术论文5篇,欢迎品鉴!

【篇一】自然科学学术论文

  宗教、科学和自然主义

  【作者简介】大卫·R.格里芬,[美]

  大卫·R.格里芬(DavidRayGriffin),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从事后现代主义、过程哲学研究。

  【译者】曲跃厚

  曲跃厚,男,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过程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有两个来源,一是宗教与超自然主义的关联,一是宗教世界观和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的冲突。克服这种冲突是过程哲学的目的之一。怀特海为克服这种冲突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拒斥了超自然主义、把宗教观念和科学观念等同起来的自然主义。

  【关键词】宗教/科学/自然主义/怀特海

  克服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明显冲突,处于过程哲学的目的的核心。怀特海在提到它和宗教及科学的密切关系之后说,哲学“通过把两者,即宗教和科学融为一种理性的思维图式而获得了其主要意义”[1](P15)。对意义的这种估价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怀特海考察的宗教和科学这两个语词不仅指向了两种观念类型。而且指向了两种力量——“我们的宗教直觉的力量和我们的趋向精确观察及逻辑推演的力量”。他认为,除了身体冲动以外,这两种最强烈的一般力量影响了人的思想和行为。[2](P181)根据这种宗教和科学观,怀特海说:“毫不夸张地说,未来的历史过程取决于我们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决定。”[2](P181)对“未来的历史过程”的这种指涉,导致了科学-宗教问题和过程哲学之更为广泛的目的之间的关联。怀特海相信,我们时代的哲学能服务于未来文明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克服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业已存在的宗教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冲突。

  一、“自然主义”的两种意义及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两个来源

  理解怀特海解决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之间明显冲突的方式的关键是看到,他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即一种把宗教观念和科学观念等同起来的自然主义。说它是自然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说,而且只是说,它拒斥了超自然主义(它意味着一种能够而且可能偶尔打断世界之最根本的因果过程的神圣存在的观念)。然而,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成为自然主义的并不妨碍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成为宗教的甚至有神论的。他成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不可知论者甚或无神论者,在他开始发展他的形而上学观点后不久,怀特海开始相信,一种可以理解的宇宙论需要一种形式的有神论。但它是一种自然主义有神论,即不允许超自然的入侵。

  怀特海认为,对“完全科学的心态”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假定,即“一切事物(无论大小)都可以被视为贯穿自然秩序的一般原则的例证”[2](P5),因而“每一细节的发生都可能以一种完美定义的方式与其前件(antecedents)相关”[2](P12)。这些“一般原则”之最根本的方面绝不可能被推翻这一信念,即我所说的科学自然主义的基本信念,可以被称为自然主义ns(这里的“ns”代表“非超自然主义的”,nonsupernaturalist)。然而,随着这种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具体发展,它包含了其他一些远远超出了这种纯否定的超自然干涉的要素,世界上的万物(包括人的行为)都根据一种机械论的唯物论得到了理解。自然主义的这种形式可以被称为自然主义sam(这里的“sam”代表“感觉论的—无神论的—唯物论的”,sensationist-atheistic-materialistic)。

  怀特海解决科学和宗教之间明显冲突的方式表明,这种冲突有两个根本的来源。根据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自然主义ns,这种冲突的一个来源是宗教与超自然主义的持续关联(continuedassociation)。由于这种关联,宗教世界观必然会和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相冲突,即使后者接受用一种略加限制的自然主义ns来代替自然主义sam。冲突的另一个来源恰恰是科学和自然主义sam的这种目前的关联,它排除了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宗教信念,而不只是超自然主义的信念。只要这两种关联中的任何一个得以维持,把科学信念和宗教信念整合为一种既适合科学共同体又适合宗教共同体的宇宙论就是不可能的。

  上述概观阐明了怀特海关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目前冲突的两个根本来源的观点中所蕴涵的分析。只要宗教似乎还需要超自然主义,科学似乎还支持自然主义sam,科学和宗教似乎就将是彼此完全对立的。进而,即使这些关联之一被克服了,冲突仍将存在,如果另一种关联未被克服的话。的确,这种冲突在那些完全接受了自然主义sam的预设和意蕴的自由主义神学的形式中被转移了。然而,在它们接受了那些意蕴的范围内,这些神学却失去了其宗教特征。尽管它们可能主张科学和神学的一种和解,但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却仍然存在。

  如果有一种真正的和解,它将需要怀特海提出的那种基础:即一种支持科学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之必要预设的科学—宗教自然主义。当然,科学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将接受这种观点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乃是实现两个共同体之间和谐的前提,而且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将有助于它们更为恰当地表达其自身的各种适当关怀。

  我的一个基本论题是,有神论宗教在过程哲学的自然主义有神论的框架内比在超自然主义有神论的框架内能更好地表达其根本的信念。然而,即使假定可以提出这种论证,事实仍然是,科学共同体的精神领袖们也不一定会拒斥自然主义sam。只有当他们确信自然主义sam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且一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将为科学本身提供一个更好基础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

  二、硬核常识的标准

  过程哲学的核心学说之一包括了评估任何一种理论的恰当性的基本标准,即它是一种哲学的、神学的或科学的理论。这一标准就是,理论证明的是我们的硬核常识概念,怀特海称它们为关于实践的必然预设。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服从那些预设,尽管这些预设已经受到批评,但我们仍把它们用作我们的生活准则,这些预设在经验中是强制性的”[1](P151)。这些预设是强制性的以致我们的理论必须包括它们才是合理的理由是,我们必然在实践中预设它们。而且,如果我们的理论包括了“对实践中所预设的东西的否定”[1](P13),我们就会自相矛盾,即明确地否定我们含蓄地肯定的东西。因此,这一标准才可能被视为不矛盾律(它通常被认为是理性的第一规则)的一个蕴涵。因此,任何一种科学的、哲学的或神学的理论在它和我们在实践中必然预设的任何概念相矛盾的意义上都是不合理的。

  关于这些作为(硬核)常识概念的概念,我注意到怀特海处于“常识哲学”的传统之中这一事实。和强烈反对休谟观点的托马斯·里德(ThomasReid)一样,怀特海阐明了这一标准。休谟也承认“自然信念”的存在,但他认为,某些自然信念不可能通过他自己的经验论的标记(brand)来证明。在肯定概念经验论(正如怀特海所做的那样)之后,休谟又坚持认为(用怀特海的话来说),“任何不能作为主观经验中的一个要素被发现的东西都不能被认为进入了哲学图式”[1](P166)。但是,由于休谟肯定了概念经验论的感觉论版本,他又否认我们直接经验到了一个超越了我们自身或任何因果影响的现实世界。他不是把这一结论用作对关于知觉的感觉论的一种间接证明(areductioadabsurdum),而是通过诉诸“实践”证明了这种自然信念,他说,在实践中他必然预设各种在其形而上学理论中可能并无地位的信念。休谟不应该用关于实践的各种必然预设来补充他的理论,而应该用它们来修正它。[1](P156)怀特海暗示,他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可以正确地把他尊崇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3](P52)。但事实上,休谟达到了“哲学中反理性主义的高级水准”[1](P153)。

  更特殊的是,理性主义是一种表明我们的所有硬核常识信念如何可能彼此一致的尝试。怀特海补充说:“理性主义就是寻求这些假定的一致性。”[1](P151)由于这一陈述,怀特海提出了大多数现代思维形式所具有的问题。换言之,现代思想已经而且大多步休谟后尘,没有把硬核常识当做评价各种理论之恰当性的基本标准。

  怀特海关于理性思维应该这样做的观点,可能被许多人拒斥为反科学的。常常有人说,我们的常识完全是由我们从我们借以生长的社会那里承继而来的所有信念构成的,而它们大多却是错误的。的确,科学已经开始被视为对常识的一种全面抨击。常识曾认为地球是平面的、静止的并处于宇宙的中心,物质是固态的和惰性的,人类不可能飞上月球,但科学已经表明所有这些信念都是错误的。简言之,理智进步被当做了根据科学发现而对常识作出的不断修正。

  这正是因为,常识这个语词常常是以一种我在指涉那种应该被用作对所有理论的恰当性的基本检验的常识时加上了形容词硬核的方式被理解的。相反,上一段中讨论的那种常识可以被称为“软核常识”,因而表明它在种类上不同于“硬核常识”。软核常识信念在实践中并不必然被预设;在预设层次上,它们对所有人类来说并不是共同的:而且它们在口头上可以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被否定。因此,软核常识当然不会为那些应该确证的理论提供一个标准。在过去,科学已经正确地修正了这种常识,并将在未来继续这样做。怀特海本人有时使用了具有这种意义的语词,他说,它乃是“修正常识的特殊科学的组成部分”,“过分地依赖常识有其不利的方面”,而且他自己的哲学就是修正“关于宇宙的一般常识概念”的一种尝试。[1](P17)

  因此,常识这个语词往往以这种方式被使用这一事实并不违反这样一种建议,即我们的硬核常识应该是评价所有理论(包括科学理论)的恰当性的基本标准。除了名称以外,这两种常识很少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程度不同,而且种类不同。再者,造成硬核常识信念不同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必然预设它们,即使是在口头上否定它们的行动中。

  然而,这种论证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们在口头上表达了对某个命题的真理性的怀疑、同时又在表达这种怀疑的行动中预设了其真理性,那么我们就会同时既肯定它又怀疑它。而且,一旦我们允许我们自己对一个事物持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们就会在批判各种可供选择的观点时放弃诉诸理性的第一规则(即不矛盾律)的权利。因此,在一种纯工具主义的意义上,假定这些观点为真的,真正理由就可能被消解。尽管它可能反对我们时代的那种时尚的相对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事合理的讨论的话,除了把我们的硬核常识当做恰当性的基本标准以外,真的别无选择。

  总之,在讨论了用来评价各种理论的恰当性的最根本的标准之后,我现在转向自然主义sam的恰当性问题,以表达各种科学的信念。怀特海承认,科学的巨大成功将使得超越那些与科学相关的观念尤为困难。[2](P18)但重要的是看到,这些成功一直被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中。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唯物论的胜利主要是在理性的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科学当中”[2](P60)。除了承认这些胜利以外,重要的是承认,和唯物论的胜利相反,所有这些领域(其中,目前的概念图式实际上阻碍了它)远没有导致进步。

  三、科学和自然主义sam

  怀特海在对科学本身的旨趣中贯彻了他对科学唯物论(或我所说的自然主义sam)的批判。[2](P83-84)他的目标是“以一种有助于科学本身的方式拓展科学图式”。[2](P68)他论证到,科学现在与之相关的那种哲学世界观是可疑的,因为它阻碍了科学共同体对一种广泛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说明。我将依次讨论由感觉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sam的无神论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1.感觉论对科学造成的问题

  怀特海指出,科学是由一种“终极理性主义(它是一种认为明晰性只能通过把说明推至其最大限度才能达到的信念)”向前推进的。[1](P153)然而,现代科学已经接受了关于知觉的感觉论学说这一事实表明,对更为复杂的说明来说,这种推进在许多问题上受到了抑制。

  这些问题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因果关系和归纳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休谟清楚地表明,感性知觉本身并没有为我们所说的“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一个特例之间存在一种必然联系这一信念提供基础。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一切都是两种类型的事件之间的一种“恒常联系”。在观察到这种恒常联系之后,我们才称这种事件先有“原因”、后有“结果”。这表明,就我们所知,因果联系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我们并无充足理由指望同一种今天观察到明天就会获得的“因果关系”。这表明,相信“自然的齐一性”(uniformityofnature)在理性上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科学预设了这种齐一性。科学的基本方法被普遍认为包括了归纳法,其中普遍规律是根据少数情况抽象而来的。如果今天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合成了一个水分子,我们就会以为几十亿年前也同样为真。总之,自然的普遍规律或多或少都同样是以单一的实验和少数重复为基础的。休谟所揭示的是,对整个事业来说,在预设了关于知觉的感觉论理论的范围内,不存在合理的基础。怀特海指出,结果,“自休谟的时代以来,这种时尚的科学哲学一直否认了科学的合理性”[2](P4)。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反应完全忽视了证明归纳法的问题,怀特海嘲笑说,这就“把归纳法建立在了我们的模糊本能基础之上,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了”[2](P43)。

  进而,科学并没有止步于因果关系和归纳法。休谟的论证还表明,感性知觉并没给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乔治·桑塔亚那(GeorgeSantayana)通过指出感性知觉也没有给出关于过去的知识而扩展了对唯我论的这种休谟式的论证,所以,经验论的感觉论形式导致了“现在的唯我论”。进而,如果科学理论不能谈论现实世界、因果关系、过去和时间,我们就不可能有诸如进化论这样的科学理论。正如怀特海所说,“纯粹的感性知觉并没有为其自身的解释提供材料”[4](P133)。当然,人们可能论证说,因为没有人真的怀疑因果关系、过去、时间和外部世界的实在,因而没有哪一个问题是由感性知觉没有为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提供经验材料这一事实而引起的。我们可能满足于作为一种一般哲学的感觉论,同时又承认我们必须预设一些严格地说不是通过感性知觉来证明的观念。这些例外并没有产生问题,因为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没有争议的,即它们为每一个人所预设。

  然而,这种满足正是休谟的来自“实践”的论证,它不仅使非理性主义成了科学思想的真正基础,而且导致了各种非理性的论证。例如,对科学家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家来说,同样忽视了关于超感觉的知觉(如心灵感应)的经验证据的论断,因为这种证据不可能存在,因为超感觉的知觉是不可能的。而且,把美学概念、伦理概念和宗教概念排除在认知领域之外,因而排除在宇宙论之外,一直是以这些概念是非经验的即不是植根于知觉的这种主张为基础的。这些论证的基础是关于知觉的感觉论理论的这样一种假定了的真理,即我们只有借助我们的生理感官才能超越我们的身体来认识事物。在它这样论证的范围内,科学共同体和更大的理智共同体在整体上是非理性地活动的,因为它用感觉论的理论或知觉排除了那些它不想包括在其正式的世界观中的各种观念,同时又允许其他一些同样没有满足批判标准的观念——如因果性、时间和现实世界。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更真实的、理性的“科学合理性”。

  由关于知觉的感觉论理论引起的问题甚至更为深刻:还有其他一些在科学中被预设的概念并不植根于感性知觉之中,如物理学中所包括的数学对象以及全部科学推理中所包括的逻辑原则。数学哲学和20世纪逻辑学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一直是如何理解每个人都预设的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的客观性。因为正如普特南指出的那样,“数学真理的本质”和“逻辑真理的本质”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只能根据它们中的一个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用数学来进行讨论。

  传统的观点(通常被称为“柏拉图式的实在论”,或简称为“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是,“数学实体存在于时间和空间、思维和物质以外的一个抽象领域之中”。自关于知觉的感觉论学说兴起以来,对“抽象实体”的存在的这种传统肯定便产生了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它们的问题。这种感觉论学说被著名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哥德尔所拒斥,他说:“我并没有看到我们何以应该在知觉即在数学直觉而非感性知觉中缺乏信心的任何理由。”但许多肯定知觉的感觉论学说的数学哲学家则强烈地拒斥了哥德尔的论题。例如,R.赫什(Hersh)在嘲笑地问道:“这种(所谓的)非物质的领域……是如何与具有血肉之躯的数学家相关的呢?”之后补充道:“独立于人的意识的理想实体违反了现代科学的经验论。”在这一陈述中,我们看到了经验论就等于感性经验论这种假定。

  由于这种态度如此之广泛,拒斥关于数学真理的这种柏拉图式的、实在论的观点一直有着很大的压力。结果,数学家们一直倾向于公开坚持一种观点——通常是“形式主义”,根据这种观点,数学只是一种具有各种无意义的符号的游戏——而在实践中又坚持另一种观点。这就是说,大多数数学家都在实践中预设了这种柏拉图式的观点。

  除了预设了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的存在以外,科学还预设了许多其他未植根于感性知觉的概念。例如,科学预设了有一种像真理一样的事物,而且真理很重要这样一种双重概念。但是,感性知觉并不是这种双重概念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源泉。科学还预设了美,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某些证明是尤为“精致的”。人们还预设了道德理想,如医学研究是由一种减轻痛苦的愿望驱动的。只要科学共同体继续认可关于知觉的感觉论理论,它就表明,其自身的实践——在它预设了各种认知理想、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以及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的范围内——是以一些在整体上虚构的概念为基础的。

  当然,人们可能说,科学的工作不是讨论这些问题,而只是发现关于世界的各种事实,即把科学家的预设留作哲学家的论题。然而,尽管这种分工可以理解,但它只能在科学共同体不把其威望交给那些使之成为不可能的理论时才能得到贯彻。

  这种分工还由于另一个理由毁坏了,即世界上现在没有哪一个部分超越了科学的领域。曾经有过一个科学被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时代,所以它只讨论世界的一个有限的部分,把人心(以及上帝和其他“精神存在”)留给了哲学和神学。但是现在,部分地由于这些领域的划分借以建立的心物二元论被一般地拒斥了,“科学”被理解为包括了社会(或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因此,不可能再有关于世界的研究和关于科学家的研究之间的划分了,因为科学家本身就是赋予科学以理解的那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因而,它属于科学说明那些由科学家所预设的关于数学原则、逻辑原则、认知原则、道德原则和审美原则的知识的任务。

  2.唯物论对科学造成的问题

  唯物论这个语词是很模糊的。首先,它可能只是指涉那种认为自然的终极单位是一些物质,以及“物质”被理解为表示空洞现实的事物(在存在完全缺乏经验的意义上)的观念。这些物质可能彼此只有外在关系,即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不可能内在于它们。进而,可以归结为它们的唯一一种运动就是位移。这种观点(它又被称为关于自然的机械论观点)在早期现代思想中是一种二元论本体论的组成部分。

  唯物论的第二个更为共同的意义,指涉了对这种二元论本体论的拒斥。怀特海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了科学唯物论这个语词:在自然的终极单位是物质这种观点的意义上,以及在后来把这种关于物理自然的观点扩展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的意义上。在我对自然主义sam的讨论中,唯物论指的是后一种观点。但重要的是记住,本体论二元论同样预设了关于自然的终极单位的这种唯物论或机械论观点。

  尽管唯物论通常被等同于物理主义或至少与它密切相关,但怀特海论证到,关于物质的唯物论观点即使对物理学来说也是不恰当的。首先,尽管现代宇宙论是以引力观为基础的,但关于自然的终极单位的唯物论观点并没有暗示它们之间何以会有任何压力。[4](P134)根据这种观点,第二个问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借以构成的物质对时间的划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时间的流逝是物质的一种偶然而非本质”[2](P50)。因此,物质应该能够“瞬时”存在,即通过时间的一个无延绵的片段(adurationlessslice)而存在。但物理学现在表明,它使时间成为存在,所以不可能有“瞬时的自然”[2](P35)。第三个问题是,量子物理学暗示,它们并没有通过时间无差别地存在,相反却包括了一系列离散的事件——如一个电子突然从一种状态跳跃到另一种状态。[2](P34-35)怀特海指出,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和人们所承继的物质观不相容的。

  物理学和所有其他物理科学所共有的一个问题,是归纳法的证明问题。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个问题部分地植根于关于知觉的感觉论理论,但它也植根于自然的单位彼此只有外在的关系这样一种唯物论观念。这就是说,如果被称为“原因”的事件没有内在的关系因而是由其“结果”构成的,那么不研究这些结果就可能揭示它们何以会源于其“原因”。同样,“如果原因本身不能揭示关于结果的任何信息”,那么“科学就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建立了各种完全武断的联系(它们不受任何内在于原因或结果的本性的担保)的意义上”[2](P4)。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满足于这样一种科学观,但怀特海相信,科学应该而且可能成为合理的。

  和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物理因果关系所具有的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概念的问题。我们先前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由关于知觉的感觉论理论引起的,然而,即使关于知觉的一种非感觉论理论可能表明我们实际上怎样做才会对作为实际影响的因果关系具有一种直接经验,但关于自然的终极单位的一种唯物论观点可能表明,其因果互动在种类上不同于人的知觉中所包含的因果互动。因此,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有经验依据的概念在理智上不可能适用于物理学和化学所研究的那些互动。

  由这种物质观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无法提供对时间的实在的理解。许多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思想家坚持认为,时间实际上不是现实的。但是,这种观点违反了我们的硬核常识,因为我们不可能帮助预设某些事情在过去已经解决了,而另一些事情在未来尚未解决。由于这种现代物质观,其他的选择是,时间是某种进化发展的突现产物。但是,这种学说导致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即在时间出现以前就有了成千上万亿年的进化,所以时间突现在某个时间点上。

  怀特海论证到,如果唯物论的自然观对物理学来说是不恰当的,那它对生物科学来说甚至更不恰当。[2](P41)首先,这种观点并没有“对一个有机整体提供任何基本的轨迹”[2](P73)。这对物理学和化学来说,甚至都是一个问题。[2](P73)而它又是生物学显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用物理规律所指定的物质的形态以及空间中的移动”来说明活的机体。[2](P41)当然,一种解决办法是活力论,根据这一理论,活的东西在种类上不同于无生命的东西,因为它是根据有目的的、目的论的原则而非机械的原则活动的。怀特海赞成科学共同体对这种观点的拒斥,因为活力论“在某个地方包括了一种本质的二元论”[2](P79)。但他不相信,一种令人满意的活的机体观在总体还原论的基础上是可能的。需要的是关于自然的终极单位的这样一种观点,它允许不同程度的复杂性的机体单位的突现。

  进化的一个尤为关键的阶段,是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灵的突现。自笛卡儿时代以降,科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不成功地)就心灵和物质如何可能互动的问题展开争论。自进化的世界图景产生以来,就存在着说明心灵及其经验如何可能基于一些在整体上缺乏经验的物质而突现的问题。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尽管进化被一般地理解为反二元论的,但这个问题对唯物论来说同样重要。换言之,它没有区分我们所说的“心灵”是否被当作了一种不同的现实(如二元论认为的那样),或只是大脑的一种性质(如唯物论认为的那样)。不论发生哪一种情况,自觉的经验如何可能基于整体上无感觉的物质而突现的问题,在原则上都是不可解决的,正如无数二元论者和唯物论者已经承认的那样。因此,只要科学预设了关于自然的终极单位的唯物论观点,它就会使它本身不能理解我们自身经验的这个世界的性质。换言之,这种承继下来的自然观使得科学不能合理地理解科学家的存在。

  进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到此止步。心灵除了具有经验以外,还有意图地产生了各种结果。而且,它们这样做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我们的硬核常识包含了双重的预设,即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中有意图地和自由地产生了各种运动,并通过它们超越了世界。我们可能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那些正试图否定它的读者中预设精神的因果关系和自由这种双重的实在。二元论者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们反驳了那些认为我们只有在肯定了一种不同于大脑的心灵的存在时才能证明精神的因果关系和自由的二元实在的唯物论者。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心灵(它在种类上不同于大脑借以构成的那些无感觉的神经)如何可能在大脑中产生任何一种结果。

  总之,对科学来说,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唯物论的不恰当性尤为明显地与人文科学相关,如果它们对科学家本人的必然预设来说是不恰当的话,那它就不仅必须承认自觉经验的实在,而且必须承认自由和目的因的实在。

  3.无神论对科学造成的问题

  说“科学不能谈论上帝”并假定科学几乎是无神论的,已经很平常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怀特海本人坚持认为,在排除了任何一种关于因果关系的规范模式的超自然断裂(supernaturalinterruptions)的观念的意义上,科学应该是自然主义的。在这就是科学不谈论上帝这种说法的意图的范围内,他同意这一点。但在经历了他大半生的不可知论甚或无神论的职业生涯后,怀特海开始相信,说明世界的所有性质这种努力,要求我们和柏拉图一道假定“一个把握了各种观念的基本灵魂(它公正地限制了宇宙的整个过程)”[5](P147)。他的讨论指向了世界的一些科学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的性质,这些性质包括世界的基本秩序,进化过程的向上趋势(upwardtrend),显现在这一过程中的创新(novelty),世界的“过分的”美(excessivebeauty),以及各种规范理想和其他理想(非现实的)实体的客观性。

  四、科学、宗教和哲学

  在怀特海的观点中,自然主义sam造成的两个问题——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明显冲突,以及阻碍对广泛现象之恰当的科学讨论——有着同样根本的原因:这种哲学世界观只是以关于适用于人的经验的实在的那部分证据为依据的。怀特海指出,在传统上,宇宙论一直是通过科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提出来的。[2](Pvii)但自17世纪以来,“源于科学的宇宙论却一直是以各种更为陈旧的观点及其别处的起源(theiroriginselsewhere)为代价来肯定自身的”。这一陈述的意义可以通过考察怀特海把宗教学说和科学学说对立起来的一段论述更为完整地看出来:“宗教的教义是用精确的语词阐述那些在人类的宗教经验中被揭示的真理的尝试。在同样严格的方式中,物理科学的教义也是用精确的语词阐述那些在人类的感性知觉中被揭示的真理的尝试”[6](P57)。

  正如这段话表明的那样,根本的区别在于,科学致力于感性知觉中被揭示的真理,而宗教教义则致力于非感性经验中被揭示的真理。当然,这种着力点的不同指向了一种彻底的分离。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科学范畴(如因果性和时间)包括了一些从非感性知觉中习得而来的观念,而灵学科学(scienceofparapsychology)则明显地致力于非感性知觉。另一方面,许多宗教学说(如关于创造的学说)又包括了感性知觉的真理。不过,科学和宗教分别主要致力于感性知觉的真理和非感性知觉的真理这一点仍然是真的。总之,怀特海的观点是,在科学共同体中因而在一般知识界中,现在占支配地位的那种宇宙论,一直是根据只有感性知觉的材料才能提供关于实在的本质的真理这一假定而设计的。

  由于这一假定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许多思想家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纯粹是一种假定。这种被当做“理性观点”的主张只来源于人的经验的一个有限的部分,宗教经验、审美经验和伦理经验都没有对这种理性观点作出任何贡献。因此,思想家们运用这种理性观点来考察各种审美观念、伦理观念和宗教观念的现状,并得出了这些观念无助于我们对实在的理性认识的结论。

  支撑怀特海达到一种整合了的世界观的研究方法的基本观念是,人类倾向于夸大(exaggerate)他们看见的真理:“哲学中的主要错误就是夸大其词”[1](P7);宗教教义“只是部分的真理,它们是用那些以某些方式过分肯定的语词来表达的”[6](P139)。这种夸大其词或过分肯定的主要形式是“误置具体的谬误”(the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其中关于某物的一些抽象,在其总体性上对具体实在来说乃是错误的。[1](P7)由于这种夸大其词的真理蕴涵了“对互补的真理的一种排斥”[6l(P144),它可能被用来否认那些已经为他人看到的真理,这乃是知识分子的原罪:“思想是抽象的,而对抽象的偏执运用则是理智的最大罪恶”[2](P18)。宗教思想家可能用其夸大其词来否认科学看到的真理,而科学思想家则可能用其夸大其词来否认那些源于宗教经验的真理。

  哲学思想的任务,就在于克服包括在不同抽象图式——特别是那些科学图式和神学图式——中的这些夸大其词。在相信神学和科学都具有有助于哲学的真理和哲学的任务在于基于彼此的真理而修正对方的部分真理之后,怀特海说:“你既不可能用科学来掩护神学,或用神学来掩护科学;也不可能用它们来掩护形而上学,或用形而上学来掩护它们。不存在对真理的短暂割裂。”[6](P76-77)目标是发现“更广泛的真理和更美好的视角(其中,人们将发现更深刻的宗教和更精致的科学的一种一致)”[2](P185)。尽管这一陈述并不包括对宗教和科学的预期利益,但“更广泛的真理和更美好的视角”这一短语却指向了对形而上学——它被理解为“寻求发现各种一般观念(它们和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分析必然相关)的科学”[6](P82)——的预期利益。换言之,其任务在于发现一种一般概念——根据这些概念、我们的所有经验(包括我们的宗教经验和科学经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的图式。[1](P3)

  这种研究方法表明,哲学存在于科学和宗教的一种相互修正的关系之中。关于科学,怀特海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大多数现代哲学的地方在于,除了向科学学习以外,哲学还应该修正它——修正目前占支配地位的科学思想图式。在其作为“抽象的批判”[2](P59)的作用中,哲学就是根据“更广泛的一般性”去“挑战构成(目前占支配地位的)科学第一原理的部分真理”[1](P10)。关于宗教,怀特海的立场不同于大多数现代思想家的地方在于,除了宗教学说应该根据形而上学被修正这一事实以外[1](P10),宗教“还贡献了其自身的独立证据,形而上学在框定其描述时必须说明这一点”[6](P76)。这种研究方法包括了关于实在的真理不仅是由科学经验揭示的而且是由宗教经验揭示的这种假定。

  (本文译自大卫·R.格里芬的ReenchantmentwithoutSupernationism:AProcessPhilosophyofReligion(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1)一书的第一章。经格里芬教授同意发表本文,在此谨表谢意。因篇幅所限,译文有删节。——译者注)

  【参考文献】

  [1]Whitehead.ProcessandReality[M].NewYork:FreePress,1978.

  [2]Whitehead.ScienceandModernPhilosophy[M].NewYork:FreePress,1967.

  [3]Whitehead.Symbolism:ItsMeaningandEffect[M].NewYork:Capricorn,1959.

  [4]Whitehead.ModesofThought[M].NewYork:FreePress,1968.

  [5]Whitehead.AdventureofIdeas[M].NewYork:FreePress,1967.

  [6]Whitehead.ReligionintheMaking[M].Cleveland:WorldPress,1960.

  来源:《求是学刊》(哈尔滨)2012年2期作者:大卫·R.格里芬

【篇二】自然科学学术论文

  1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和资助概况

  2014年度微生物学科资助面上类项目354项,金额1.8301亿元。其中,面上项目资助了143项,比去年有所减少,但资助率提高了9.01%,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85万元,比去年上升了约6.25%,经费12134万元;两年期小额探索项目资助7项,资助强度30万元,经费210万元;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65项,资助率比2013年度提高了4.05%,平均资助强度24.3万元,与2013年度基本持平,经费4012万元;地区科学基金资助39项,资助率提高了3.53%,平均资助强度50万元,经费1945万元。另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项,每项400万元,经费800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4项,每项100万元,经费400万元;重点项目6项,经费1952万元。“微生物代谢生理的系统与合成生物学成人员未签名或非本人亲笔签名;(4)中级职称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或者提供的同行推荐人身份不明,未注明单位或职称,或推荐人未签字。所以请申请者在以后的申请中要高度重视以上问题。今年,基金委继续对申请项目进行了相似度查询,包括申请项目与以往获得资助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当年其它申请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往年其他申请者申请过的项目的相似度。对于相似度高的项目,学部要求从严处理,对于相似度超过80%的项目,由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查、核实和处理。研究”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经费600万元。另外,共有20个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经费为1378万元。

  2面上类项目创新性评价和资助结果统计

  学科在对受理的项目进行分组的基础上,选择3位专家进行同行评议,对评议结果进行分析显示,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创新性评价为3A的比例占4.62%,较2013年度略有下降,但高于2012年度和2013年度(2012年3.53%;2013年5.49%);青年科学基金3A的比例为4.30%,比2012年度的2.63%和2013年度的1.99%都有较大上升;地区科学基金3A的比例仍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建议资助为3A的比例占4.10%,与2013年度的4.42%基本持平,高于2012年度的3.06%;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为3A的由2012年度的2.30%和2013年度的2.76%上升至3.70%;地区科学基金3A比例都明显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

  3微生物学学科评审会前网络投票试点

  为了提高同行评议后项目遴选的科学性、减少学科评审组专家的工作量、会务时间和评审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基金评审程序和模式,2014年度,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的统一安排,生命科学部一处在植物学和微生物学两个学科试行面上项目评审会前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果作为学科评审会的重要参考。科学处综合考虑了网络投票分组大小、指标设定、专家回避、信息保密、计票排序方式、投票平台、界面设计、专家时间等因素,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实施方案,在综合计划局、信息中心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逐步完善了网络投票方案并进行实施。在综合考虑研究方向和工作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学科将微生物学按分支学科分为4组进行投票。为了保证项目投票的合理性,学科按照专家的资助意见、创新性评价并考虑非共识、绩效、鼓励研究领域等因素,推荐了209个项目参与投票,推荐率为指标数的146%。每组选择13位专家进行投票,共有52位专家参与投票。每位专家平均审议投票的项目为50项左右。投票设置了各分支学科的最低和最高投票数,以保证每个分支学科的均衡发展。为了保证投票的科学公正,每个分支学科的投票均为差额投票,另外,所有投票专家都回避本单位和直系亲属的申请项目,做到了投票过程的完全回避。最后的投票结果按照同意率排序。学科按照网络投票的结果按序推荐建议资助项目,如果遇到赞成票比例相同而又难以做选择的项目,交由学科评审组讨论确定。在学科评审会上,赞成票达到2/3的项目不逐一讨论,专家如有疑问可提出讨论。第一轮投票前,只重点讨论赞成票在1/2到2/3之间的项目,第二轮投票前可以讨论所有的项目。对于创新性强的非共识项目,学科和学科评审组通过小额探索项目的形式进行了推荐和资助。从试行的情况看,网络投票可以大大缩短学科评审会的时间,也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专家的集体决策功能,但也存在由于专家需求量大而导致信息保密压力比较大的问题。学科对网络投票的做法征求网络投票专家和学科评审组专家的意见,81.55%的投票专家认为网络投票可以试行并完善后推广。

  4面上类各分支学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微生物学学科涉及多个研究层次,各分支代码的申请和资助情况差异很大。在25个分支学科中,C010103、C010201、C010301、C010803等4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大,均超过100项,占总申请项目的43.71%;C010702、C010104、C010901、C010902、C010601等5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少,均少于15项,占总申请项目的3.16%(表4)。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同行评议全同意比例较高的有:C010103真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的面上项目(35%),C010301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面上项目(37.33%)。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全同意比例较低的有: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面上项目(15.38%),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青年项目(13.79%),C010501陆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34%),C010502水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00%),C010503其他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3.33%),C010602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面上项目(9.09%),C010703人类病原真菌学青年项目(14.29%),C010802动物病毒学面上、青年项目(均为12.5%)。为扶持弱势学科,培养微生物分类学年轻人才,学科对从事微生物分类学研究的项目进行了倾斜。在平均资助率基础上,共倾斜资助项目17项,经费907万。其中,微生物分类学面上项目倾斜了7项,经费595万,平均资助率为54.5%;青年科学基金也倾斜了7项,经费168万,资助率为57.1%;地区科学基金倾斜了3项,经费144万,资助率为46.2%。同时,学科还对鼓励研究的领域如噬菌体(资助率31.6%)、支原体(资助率27.3%)、衣原体和立克次体(资助率36.4%)等进行了倾斜。

  5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与2013年度相比,2014年度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从资助类型、数量以及金额上都有较大增加。资助金额由2013年的603.5万元,上升为1378万元,资助项目数量由10项上升为20项。其中,(1)组织间合作研究10项:NSFC-ISF(中以)4项,每项200万元,经费800万元;NSFC-NRF(中南)项目6项,每项80万元,经费480万元。(2)合作交流NSFC-RFBR(中俄)1项,经费9万元。(3)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术会议6项,每项5–8万元,经费39万元。(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3项,经费50万元。虽然国际合作的总资助经费有大幅提升,但是,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情况不理想,希望申请者在今后的申请中能够紧密围绕双方合作的领域选择合适的研究内容,突出双方互补的优势,体现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另外还要重视合作方案的的可行性。

  6重点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的重点项目申请采取立项领域和自由申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公布的立项领域“人类重要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及致病机制”,受理了15项申请,经同行评议和学部评审会,最终“鼠疫菌致病性和传播性的遗传基础:质粒获得与基因调控重塑”项目获得资助。受理重点项目自由申请30项,最终资助5项,分别是“低温甲烷古菌对冷胁迫的转录后响应机制”、“从海洋疣孢菌属中勘探和挖掘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的小分子”、“放线菌全局性调控蛋白GlnR调控细胞代谢的分子机理”、“微生物合成聚羟基脂肪酸酯调控新机制研究”和“以活性(抗肿瘤和抗感染)与作用机制研究为导向的硫肽类抗生素的生物合成”。

  7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数量较2013年有一定上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也有所增加,最终有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4人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由200万提高到了400万元。希望符合条件的年轻学者踊跃申请这两类项目,学科也将积极推荐,努力为申请者争取更多的机会。

  8结束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服务科学家为宗旨,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加大、国际高水平人才的引入以及国内培养的优秀人才的不断涌现,基金委在今后仍将不断探索新的项目评审方式和项目管理模式,以提高资助的公正性和工作效率。我们会充分依靠专家的集体智慧,遴选和资助具有明显创新的项目,也希望申请者继续加强原始创新的能力,逐步摆脱模仿与追踪研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凝练和提出有新意的科学问题,解决微生物学的基础生物学问题,推动微生物学科的发展。

【篇三】自然科学学术论文

  1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担负着缔造中国科技文化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重任。作为出版工作者,期刊编辑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文化责任。因此,期刊编辑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现、世界观,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编辑的政治素质主要指编辑人员如何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学术期刊,人们一般认为社科类学术期刊比较容易出现政治问题,而对于自科类学术期刊则稍有忽视。文献[5]中舒干列举出了一些自科类编辑人员因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笔者也曾在期刊校对过程中遇到作者将台湾、香港的股票数据与欧美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而在文章的图题里面因为疏忽将以上两个地区和其他国家统一写成了多少个国家的对比图,在文章编辑过程中却没有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重视从细节处发现政治问题,这就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

  2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期刊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业务能力。期刊编辑出版的双层学科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人员既要具备学科专业业务素质,也要具备编辑专业业务素质。关于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即:狭义上的业务素质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狭义的业务素质如文献[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语言文字修养,②论文审读与编辑加工能力,③现代化办公能力;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要对市场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无论是狭义上或是广义上的理解,总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既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科学学术编辑又必须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还要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首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分为两类:综合类和基础学科类。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中国科学》杂志。基础学科类一般只涉及某一种或者几种相互交叉的自然学科,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无论是综合类还是基础学科类的学术期刊,都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现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许多已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极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国现代社会中是一支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专业知识都基本满足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在已有专业知识基础上努力成为自身学科的“专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学术素养,及时更新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一名“杂家”,从而更好的完成编辑工作,为读者服务。

  其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期刊编辑主要是熟练掌握编辑出版学科知识及详细了解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而对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术文章中涉及到的数理公式较多,变量符号、图表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不可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的数据,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更多的将自然科学常识与编辑理论常识以及编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运用,指导日常的编辑活动。

  最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无论是稿件由纸质版变为电子版还是接收方式由邮寄变为互联网接收,都显示出期刊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计算机网络,是多媒体世界,是电子出版物,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从而使期刊编辑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编辑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做好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纽带,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娴熟的编辑业务技能,同时也要有道德素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成为对读者、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食粮。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维护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读者、编辑与编辑群体等相互关系和利益的准则。为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以质量为标准选稿,始终坚持为作者、读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保证期刊质量严格把关,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结语

  总之,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勇于实践,不断加强各种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促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相适应。

【篇四】自然科学学术论文

  1研究方法的结构不同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结束语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自然科学以实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刚性和精确性,呈现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以调查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其研究方法具有平面化、弹性、价值性的特征,呈现平面结构研究状态。在二者的研究中,我们需要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的描述研究对象,得出正确的结论。

【篇五】自然科学学术论文

  摘要: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控制自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通过控制自然从而达到控制人的目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存在着自身的矛盾,有其进步和退步的双重意义。控制自然是控制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将其当作欲望的材料加以操作,而人的需求和欲望是无法满足的,最后必然导致人和自然的毁灭。因此,要建立一个人和自然互利互惠的环境,应该纠正“控制自然”的观念,把人的欲望和非理性的破坏性置于控制之下,发展伦理和道德,而不在于科技的革新,这种重新的理解为“自然的控制”。

   关键词:控制自然莱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自然的控制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8-0217-03

   “星球的运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对芸芸众生来说,他们主宰者的运动却是无法预料的。”[1]这是《自然的控制》一书开篇引用的语句,说明了人们可以在某一方面控制自然,但是无法摆脱控制人的统治者,由此引出了莱斯的生态学批判。

   一、“控制自然”观念的由来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做了全盘的考察。他在序言中指出:“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后来的演变,可以揭示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他对“控制自然”的观念做了历史的考察,先后从神话、宗教起源到培根,又到了17世纪以后的哲学家,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溯源,然后加以批判。

   (一)神话和宗教世界观起源

   希腊神话中的代达罗斯发现自己的才能,通过制作机械带着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逃脱监狱,儿子由于未掌握他制作的工具的技巧,在出逃的途中遇难。代达罗斯的发明创造可以说是控制自然的雏形,但他控制中却带有很多不道德的因素,创造出的机械并不是很容易控制的,让他尝到甜头的同时也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这个神话还引起了哈尔丹和罗素的争论——我们如何理解和控制现代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冲击?莱斯还讲述了一个双头鸟被恶魔附身的孩子的故事,孩子用熔铁制作机器人杀死自己的母亲,又引发战争的悲剧。从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出,古代的控制自然的创造性活动从起源时就不是完整的,科学技术往往都带有巫术的光环。

   在***的《圣经》里,人是被上帝授权来管理世间万物的,因此人被描述成地球的主人,这就给“控制自然”以宗教的支持。莱斯认为,在现代社会,控制自然失去了在宗教观里的地位,但是扩展了人在世界的力量。

   (二)文艺复兴的重要来源

   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观念的重要来源。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人性,对人的形象给予重新评价。文艺复兴提高了人们的劳动兴趣,开始了对自然的重新探索,“豐富的思维畅想转变为宇宙学系统,同时,建立在熟悉工匠手艺基础上的一种技术文学开始传播”。这些都增强了人类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的信心。控制自然观念中的各种因素都能从文艺复兴的各种观点中找到,宇宙学、炼金术、占星术等自然巫术理论无不体现着这一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数字被人们当作打开自然的神秘钥匙,是巫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语言用来描述自然科学。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也热衷于描述人类以何种形式控制自然,形成了人与自然的新的相处模式。

   (三)培根的控制自然观念

   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用单独的一章介绍了培根。莱斯认为培根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地阐释了控制自然的观念,重新恢复了神的遗产。培根主张科学和宗教在做着共同的努力,补偿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所受到的伤害,靠宗教和信仰来恢复自己的清白,靠科学和技艺重新掌握对创造物的统治。在培根以后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一位对控制自然的观念给予如此多的关注……从培根以后至今的关于这一概念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出一个由培根的主题演变而出的问题范围。

   “控制自然”的观念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莱斯认为这种观念有着积极和消极的两重作用。一方面,通过控制自然的行为来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人们把科学技术当作工具会引发社会冲突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莱斯主张批判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并重新做出解释。

   二、从“控制自然”到“自然的控制”

   (一)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

   1.“控制自然”本质上的批判

   控制自然的观念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表面上是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实质却是隐藏在背后的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在“控制自然”观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类按照自己的需求建构非人类的自然,使其满足人类活动所需的资源和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控制自然”就是控制整个的自然(包括人的自然),必然引发自然的反抗和人的反抗。

   自然的反抗是人类文明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其影响更为广泛,自然已用多重方式反抗人类对其破坏,而且愈演愈烈,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自然的反抗表现为:水土流失、海啸地震、大气和水污染、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人的反抗也日益明显。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战争祸乱不停。人与自然的反抗正是说明“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本身存在着极限,解放自然和解放人性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

   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马克斯·舍勒的控制学的观点,舍勒指出控制学是专门反映控制自然的意图的,从而控制学就主要表现为科学。理性产生于人控制自然的冲动,人们也倾向于把科学技术的提升看成是控制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但是科学并不真正具备控制自然的能力。莱斯也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科学只不过是在生态环境危机中被当作了人类的“替罪羊”。

   莱斯指出,科学技术以工具的方式存在,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才是控制本身。为实现“控制自然”而利用科学技术,并不是人类的共同努力,而是一部分人的利益,目的是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合理的统治。人为了实现自身的需要借助于科学技术,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科学是无关的。莱斯将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有机结合,不但重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性,也进一步揭示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后果与自然后果。[2]资产阶级运用科技理性控制自然实现人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因过度生产与异化消费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态平衡等生态危机。 (二)控制自然的应有之义

   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是当代有影响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产生的消极影响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观念的错误,作为反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解放自然”观念开始出现。

   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让人重新理解,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或技术的革新。莱斯提出控制自然的进步就是解放自然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涉及的是人性的自我理解和训导,控制自然的应有之义是将人性的欲望和非理性置于控制之下,这样方可达到人性的解放,亦即自然的解放。

   “控制自然”转化为“自然的控制”,莱斯也以此为著作命名,他是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自然。自然的控制就是要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控制人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一面,控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平衡。

   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把尊重自然作为前提,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共存而发展的。自然的控制不是对自然不采取任何措施、让其任意发展,而是限制自己在操纵自然的能力。同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也应该尊重其本性,尊重人的不完美和自身局限,提高道德和伦理水平,完善人格。

   三、对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一点评价

   (一)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莱斯赋予控制自然以新的解释,通过道德和伦理的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并设想建立一个易于生活的社会,这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哲学的理论。“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3]莱斯认识到了这一点,给资本主义过度开采、过度生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以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意识形态作用,导致全球生态危机。

   莱斯主张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也正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当代乃至未来仍有重要意义。他主张建立生物多样性道德规范,把人类自身的需要和不包括人类的自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坚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虽然这样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还不能实现,但是可以从转变小区域内的人们的观念开始,尊重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

   (二)科技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向

   莱斯反对“科学悲观主义”和“科学乐观主义”两种极端的态度,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他承认科学技术的进步性,企图利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进程是不切合实际的,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是得不偿失的。

   近代科技革命之后,人类中心主义不断膨胀,通过科技改造自然界的呼声越来越高,科学理性不断地为人类描绘了一幅美好世界的画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已经对科技理性进行了批判,莱斯更是特别指出科技理性要向生态理性转化。莱斯特别指出,科技和伦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可以互相依赖而共同发展,科技进步要以伦理道德为指引,伦理道德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莱斯认为当代的任务是发展能够使用的现成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负责任的技术手段”是指不危害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技术,这些都标志着莱斯的自然观与控制自然观念的不同,意味着他从科技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

   (三)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

   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特别介绍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并毫不避讳地认为他的自然观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莱斯曾直接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生态观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

   莱斯和马克思都认为人和自然是统一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提到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化自然”的观点,莱斯也认为人的实践使人和自然实现了内在的统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莱斯阐释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也是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由此看来,莱斯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一脉相承的。莱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而是从完善人性的道德方面,主张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

   (四)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现实回应

   莱斯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到来应运而生,他批判了过度生产和消费、以浪费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追求经济发展,批判了资产阶级以控制自然观念为中心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操纵自然从而达到控制人的目的,更批判了以控制自然观念的意识形态掩盖其剥削本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理论必然引起现实的回应,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批判理论,让人们看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炫目成就掩饰不了它导致的深重危机,我们将不得不承认,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而走向生态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出路。[4]

   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给予了控制自然观念以双重的解释,第一种是从否定的角度理解控制自然就是通过征服自然而达到有利于人类需求的目的;第二种是从积极的角度重新理解为自然的控制,控制人类的欲望,培养自身的伦理道德,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批判了以控制自然为其意識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转变过度依赖高消费和高生产的发展模式,以“稳态经济”取代高强度市场架构的发展模式[5],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尊重自然的独立性和自身发展规律,“尊重自然意味着尊重我们自己的本性,同时也尊重我们本性的局限性”[6],以新的“自然的控制”的理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符合生态正义的原则,这才是保护人类的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张盾,祁松林.基于阶级立场的科技理性批判:对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解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6).

   [3]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4]卢风.关于生态文明与生态哲学的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3).

   [5]祁松林.走向生态正义的自然概念和需要概念[D].吉林大学,2019.

   [6]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M].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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