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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七篇

时间:2022-05-10   来源:论文   点击:   投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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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通过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派遣或者接受特别使团,领导人访问,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参加政府性国际会议,用谈判、通讯和缔结条约等方法,处理其国际关系的活动。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七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1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篇围绕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科学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就、机遇和挑战,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深入交流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进入了新时代。

  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形势,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坚持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基本估计,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明确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正是基于这些判断和估计,总书记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十九大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动员令,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即“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决心,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更是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并强调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可以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任务,归根到底就是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优良品格与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兼顾中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努力参与全球化,谋求共同发展并引导全球治理向更高水平迈正如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和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全球伙伴关系,一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要注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在中国大国外交中占有特殊地位。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事关两国自身利益,也牵动整个国际关系。

  其次,要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俄关系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双方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潜能。中俄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友好联系与合作。不断巩固和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关系的大局和时代发展潮流,也是维护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

  再次,要坚持共同打造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区域性国家联合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特作用和影响。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中欧关系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之一。中欧双方应继续推动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在凝聚双方共识的基础上向前发同时,周边外交以及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地位也十分突出。中国是周边环境复杂的大国,处理好同周边国家关系对中国的繁荣发展十分重要。

  总书记更是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团结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是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优势。

  在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是重要抓手,是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开辟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之路。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全速推进,已经大大提升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水平。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多次谈到“一带一路”,他表示,中国将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被庄严地载入党章,这艘史无前例的合作共赢之船,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破浪远航。

  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肩负新使命。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随着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将更有能力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能带动各国共同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新的路径。

  这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具新时代特征的使命。

  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我们毎一位都是其中的一员,为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六专题心得体会两篇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六专题心得体会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六专题《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只有3篇文章共9页,全篇围绕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科学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就、机遇和挑战,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深入交流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反复研读第十六专题文章,就会强烈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大国外交的自豪感。

  提升综合国力,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正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但综合国力突飞猛进,已今非昔比。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始终沿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大力提升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对外经济合作,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出了科学判断和战略定位。我们开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征程,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展现大国担当,我国建交国数量越来越大。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当今的中国,正致力于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关系新路,处处展现着大国担当。我们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发挥产能优势,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发挥技术优30个国家派出32支医疗专家组;发挥制度优势,安排280余架次航班接回5.8万多名滞留海外的同胞,协助救治海外中国公民5600余人。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蹄疾步稳,中非友好合作换挡提速,中拉政治互信不断夯实。

  我们的国际认同度不断提升,建交国数量已上升至180彰显大国自信,我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在《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一文中,总书记提出的“十个坚持”科学回答了中国外交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追求什么目标的问题,是外交思想的总体框架和核心要义,彰显着在外交方面的大国自信。在外交实践中,我们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讲求斗争艺术,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有力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

  我们突出文化自信,在外交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尊重,增进了合作,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2

  “一带一路”进行了五年,实际上已经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进行高质量的转型和发展,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全面地提升研究,进一步把成果实化。

  “一带一路”建设,简单地从技术和实务方面进行总结,有四个观点进行汇报:

  第一个就是“一带一路”体现了兼顾国际、国外两个大局的国家治理理念。可以看到,对外层面上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令人瞩目的全球舞台的中心地位。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上也有很多期待,希望中国在经济、技术各个层面提供帮助。“一带一路”建设很好地体现了统筹国内国际,更好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二个“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和大国外交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建设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方面不管是理念还是实践中的内容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给予完美展示,在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这几个层面都得到了诠释。

  第三个观点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推动全球化,并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理念。特别是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能够提出怎样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向前迈进,任务很重。

  第四个观点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世界共商共享共建的国际合作倡议,这个倡议首先是对中国自身来说具有首创优势。现在首先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首创优势、先发优势作为引领优势,其次是跟发展中国家如何进一步巩固团体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群体,把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如何共享给各国,让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中的历史担当。(本文系作者在学习***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暨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有删减。)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3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二、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4

  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以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为例回顾一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以及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对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地位的描述;第二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的地缘考量;第三部分就是回答地缘因素、地缘政治的理论在当代还有多少解释力这个问题。

  1麦金德“大陆心脏”理论以及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关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地位的描述

  首先先来解释一下,选择麦金德“大陆岛”理论的原因,因为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书中的观点,也吸取麦金德“大陆心脏”理论,这样更有连续性。

  (一)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

  如果说早期的技术发展使得海上运输表现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便捷的话,那么20世纪早期科技的发展使得陆上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铁路,接下来的内燃机,以及现代化高速公路及公路网的建设,使得整个欧洲拥有了进行大规模物资输送的能力。到那个时候,欧亚大陆的内部地区为大陆所包围。麦金德注意到欧亚大陆的河流没有一个是注入世界主要海洋的,北冰洋冰冻了欧亚大陆北部绝大多数海域,以及其海岸线的港口。进而,随着铁路技术的发展,20世纪的中东地区,德国可以十分便利地通过陆路进入,正如19世纪时期英国通过海路进入一样。英国,作为一个小岛国,麦金德称之为已经贬值的遗产的受赠者,严重缺乏自然资源。而主要的欧洲大陆强国都控制着有利的自然和人口资源。麦金德注意到,陆权与海权的竞争构成了历史的永恒主题。海权演进的第一个循环圈随着马其顿帝国对地中海的控制而结束,在接下来的循环中,麦金德注意到陆上强国罗马战胜了海上强国迦太基,随后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在古代的这两个循环过程中---马其顿对希腊、罗马对迦太基---陆上强国成功地挑战了海上强国。从技术角度看,曾经有利于海权的技术,到20世纪之后,开始向陆权倾斜。

  当我们快速地回顾历史的流转时,是否某种感觉到某种恒久的地理关系已然变得清晰?难道不是真的存在着一个处于枢纽地位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无法乘船只抵达,但一直以来却总向马上民族开放的地区?而今天,它已经向铁路和公路网络开放了。这个地域,大体上切合沙皇俄国的领土,占据着“中心的战略地位”,并拥有“无法计算”的充分的资源,(麦金德将这一中枢地域称作大陆心脏),他认为,这一地区被由欧亚大陆边缘的主要大国所构成“内新月”所环绕,这些大国包括:德国、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而这些地区反过来又为由英国,南部非洲及日本等“外新月”地区所环绕。麦金德提出了其著名的格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大陆心脏;谁控制了大陆心脏,谁就控制了整个大陆岛,谁控制了大陆岛,谁就将控制世界。”

  (二)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关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地位的描述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出了大胆而又可能引起争议的地缘战略设想。布热津斯基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应在欧亚这块世界上人口最多、自然资源最丰富、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大地上行使力量。欧亚大陆西起葡萄牙,东至白令海峡,北起拉普兰南至马来西亚,是一个"大棋盘"。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在这个棋盘获得认可和受到挑战。他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欧、亚和中东的冲突和关系,防止出现任何超级大国对手来威胁美国利益或福祉。

  本书核心论述的是:欧亚大陆是未来世界舞台的中心。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要确保其首要地位和利益,必须要在欧亚大陆建立一种多元性民主化政治与安全体系,并积极的适当的参与其中。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围绕德法建立一个不断扩大的欧盟与北约,并吸引俄参与其中;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政治上围绕中国,而国际事务上围绕日本建立一种复杂的三角平衡关系,其关键是与中国的关系,日本是作为制衡的力量却不是主要的。欧亚大陆的连接地带,五个新生中亚国家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恰当的处理这里的关系,是维持欧亚稳定的重要一步。

  2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的地缘考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外交事业也展现出了新面貌,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格局,正是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中国领导人关于我国外交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断的指引下,中国才铺开了“一带一路”倡议这张宏伟蓝图。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特点

  笔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特点在《十九大报告》中完美的展现了出来.《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历史性的战略性文件。报告不仅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而且对指导和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十九大报告》综合和提炼了外交思想是80年代初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度。

  一是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宣示了中国崛起采取什么样的道路与战略,有别于传统大国暴力崛起的国际政治模式。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坚持和平发展的过程。和平发展,中国才有了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全球治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且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参与,这是新的理念和实践。“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而“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实践。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共”字是有重要意义的。独立个人的“自在”离不开整个群体的“共在”。自我存在总是与共同存在相伴相生、共同发展,正如水滴与大海是并在的。尊重个体的“自在”和个体权利,也尊重自我与他者的“共在”和共同权利,“共”字充分体现了“co”这个英文前缀,所有以“co”起始的单词都是共同的事情,比如“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是“co”时代。现在的共享单车与消费习惯都有这种含义。“一带一路”不同于马歇尔计划,首先是要“共商、共建、共享”,而不是某一方的行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需要,在共商的基础上才能共建,只有在共享的大背景下才能共同发展,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初衷与核心。国内治理我们也开始用了“共商、共建、共治”,两者的思路是一致的。

   三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同任何一个大国的关系都保持总体稳定,不大起大落,同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均衡发展,既不同任何一个大国对抗,也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在重视现有大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特别重视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虽然目前还不具备世界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但是它们的发展潜力巨大,它们成为世界大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同发展中大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国际事务中也有更多的共同立场和共同话语。

  四是在多边外交中着眼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争取话语权。中国要通过多边外交来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体系面临转型,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但是,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上普遍表现出动力不足或能力不够,他们试图继续维系对他们有利但已经尽显弊端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正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取向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进而更加公正合理。

  五是大力开展政党交流合作和公共外交。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居核心地位,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民意舆论的引导者,所以,开展政党交流与合作,对促进国与国的关系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同许多国家的各种类型政党都保持着机制性的交往。2017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创下一个历史性纪录:共有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党组织领导人报名参会。这样的交流对相关国家了解中国的大政方针、战略走向,从而形成对中国的理性认知,避免误解偏见是非常有益的。 除了政党外交,中国还重视其他层面的公共外交。“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其寓意就是公共外交。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针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但是又不仅限于经济,其实施过程和效果都与外交分不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为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增添了新内容。“一带一路”虽然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开放以及为之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却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与和平。在全球治理遭遇困难的当下,“一带一路”无疑为推进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方案。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可以视为“准全球”的地域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多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

  (二)“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的地缘考量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正是中国基于本国所得地缘环境以及欧亚大陆整体的地缘环境,所做出链接欧亚大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应该警惕传统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要记住,“一带一路”这样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要穿越一系列的古代文明区和宗教信仰区。比如说有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由于过去10到15年当中发生的一切,以及正在进行的战争。很多人开始避开这些国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放弃宗教,比如说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练瑜珈,而不是继续恪守伊斯兰教的教条,有去宗教的趋势,但是以宗教之名,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仍然是这种巨大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5年了,现在重在落实,重在把“共商共建”的理念转化成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就更要考虑到一些地缘的因素,根据当地已经相对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谋划,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3地缘因素、地缘政治的理论在当代还有多少解释力

  首先笔者认为,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已经不能完美的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因为传统理论的背后蕴含着国家间利用地缘进行争霸、战争的因素,并且最终总要把国家引向“零和博弈”的边缘。而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国家的长久发展与稳定,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因此,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只是国家对外决策的考虑因素之一,并没有太多的解释力了。但是,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海洋地理位置,笔者认为反而更加重要了。不光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韩国提出的“欧亚倡议”、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大道”、蒙古提出的“草原之路”等一系列规划倡议都是基于本国和本地区的地理因素做出的。我国自建国初就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局势,近年来每年都会召开“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都是对地理因素的重视。

  因此,虽然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国际关系的发展,但是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没有下降,同时由中国基于地理因素的考量和研判,形成的新的“地缘理论”,做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赢”的理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合作与对外开放,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20国集团、金砖国家、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倡议,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同与支持。

  参考资料

  【1】《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秦亚青:《十九大报告》与中国外交的新时代.《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03期.2018.3。

  【3】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

  【4】叶成城: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5。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5

  独立自主.

  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真正的不结盟,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和平.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与争端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6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不会是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来年对中共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一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2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不少规定。

  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其中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了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台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的总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详尽地提示了从1948年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其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订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析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这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和他们的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14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

  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他们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总的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因此可以说,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一边倒”方针的突出特征。

  “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章百家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研究界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布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央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5、6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

  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他们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

  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它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7

  先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个大国领导人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访华,紧接着国家*****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出访周边国家,并出席多边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既迎进来又走出去”,掀起一波高潮,密集的外事安排让很多长年跑外事口的媒体记者都感到有些吃不消。

  中共十九大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最新版的党章。就外交层面而言,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发言称,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在十九大之后的开局就呈现出很多为外界所关注的新意。虽然有巧合的因素,但是国家**和国务院总理在同一时间段分别在国外出访的情形,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还是头一次发生,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此外,另一个也被视为“破例”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美国总统成为首个到访的外国元首。

  日渐清晰的目标和路径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当天,11月10日中午,国家*****的专机几乎和特朗普所乘坐的“空军一号”同步抵达越南岘港。***此行除了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随后还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0日下午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最先登台的特朗普和最后出场的***分别所作的主旨演讲成为了当天会场内外最受关注的两场演讲。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媒体记者已经习惯了在重大国际会议上,作为全球头两号经济体的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分别“吹暖风”和“吹冷气”的迥异立场。

  特朗普在演讲中称,美国已经准备好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但是必须基于“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再也不会签署那种束缚手脚、被迫放弃主权并且几乎不可能切实执行的多边协议”。和此前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一样,特朗普展现出了自己在全球化上与其他成员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发表了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在约35分钟的时间里,***一上来就向与会者阐释了世界经济正面临的深层次转变,并明确指出,“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强调指出,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在演讲中,***还两次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分析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时,***在演讲中称,“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此外,在演讲的最后,***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他所列举的中国人民将开启的“五个新征程”中,涵盖了不久前写入十九大报告的“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四年多前***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时相比,此番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概念更加清晰,而且路径也已经明确。巧合的是,这两次阐释都发生在“首次出访”中,四年多前是十八大之后***以国家**身份进行的首次出访,而这次是十九大之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和目标的关系。”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将上述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且写到十九大报告里,是因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基于这两点。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西方萌芽,其背景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对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当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敌对国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兴盛,虽然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威胁更直接危害整个人类社会,比如恐怖主义等。

  如何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产生了很多种类似的“人类共同体”的提法,但直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进行明确的阐释,这一理念才逐渐变得清晰和完整。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将2012年11月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做了明确阐述。

  四年多后,十九大报告不仅将“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在一起提出,还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期间对此曾予以进一步阐释称,“这三个关键词旨在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之上。”

  秦亚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的,国际政治是零和游戏;各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必然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如果被这种想法支配,那就还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就永远实现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各国才能避免冲突,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最终建成“共同体”。

  在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APEC所倡导的‘大家庭精神’也可谓一脉相承。”王嵎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称,这种“大家庭精神”,也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APEC合作方式。它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

  3年前,在北京举行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出开启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历史性决定,批准了《北京路线图》。此次在越南岘港,***再次呼吁:“要按照商定的路线图,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开放中实现亚太新一轮大发展。”最终,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宣言中重申致力于全面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抓住机遇

  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陈大光和越南国会**阮氏金银等越南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会见。因需要赶赴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越南总理阮春福无法在首都河内迎接***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还专程赶到岘港,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前同***见面。

  有媒体分析称,中越领导人在此访中重提“同志加兄弟”,强调双方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显然是希望借助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以积极姿态处理好历史问题和现实分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

  在13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还前往老挝进行国事访问,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本扬,以及老挝总理通伦、国会**巴妮等分别举行会谈会见。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在访问前夕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对越南、老挝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开篇之作,将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新境界。

  而在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下榻的酒店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举行了会见。对于很多媒体记者而言,这几场被视作是着眼于“周边外交”的密集会见,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了已与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关系的俄罗斯外,菲律宾、韩国和日本近几年都曾因领土、安全等问题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

  由于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升,使得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了世界大国角逐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升。***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首次出访国,也都选择了周边国家。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还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一年后,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首先强调的也是周边外交,强调要切实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我的感觉是,中央对于外界的战略性规划基本做好了。”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因此,2014年还被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元年。

  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他还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了“七个切实”,包括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切实推进多边外交,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等。

  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勾勒了中国外交的未来布局,“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报告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更加明确的阐释,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秦亚青看来,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外,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

  2013年6月,***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还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认为,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全球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造成国际秩序、国际权力结构正重新平衡。中美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强,战略共识越来越少。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准确命中了中美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处于重新平衡过程中的现实需求。

  崔立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华上,中国就发挥了比较好的引领作用。崔立如认为,在消极面和积极面之间,中国加重了积极面的筹码,使得这次中美元首对话更多地带有积极的性质。

  “面对问题,中国外交的理念是会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总是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秦亚青也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从外界非常担心的状态演变成现在这种积极的局面,是因为“中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海湖庄园会晤的成功举行,就是在困难中创造的机遇”。

  而且,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也有机遇的因素。世界正需要有更多元的力量来推动前行,中国刚好也发展到了这一步。但发挥能动性,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也至关重要。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Haenle)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之所以能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也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收缩外交政策的结果。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中国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在应对南海局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实践的力度会更强

  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是与***举行正式会见的唯一非周边国家领导人。***还同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首度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不仅会为中智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会在国际范围内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而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中,越南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愿同中方落实好业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合作文件。

  越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态度从早期的以疑虑为主,到近来的积极欢迎和支持,是周边多国尤其是东盟国家几乎都有过的心路历程。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外界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也不清楚这个倡议是否能真正“走出去”、形成规模。但到了今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时,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赴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亚欧非大陆这些“一带一路”的沿线区域国家,也有的来自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拉美国家,而且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均有代表,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形成了广泛认同。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四年来,中方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此外,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

  相较于东亚和欧洲的经济获得长足增长,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多年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不便具名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曾表示,中国在设计“一带一路”时,确实有一个“大棋局”,就是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填平长期处于凹陷状态的大陆中间地带,也被为“政策洼地”。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曾在法国《回声报》上撰文称,“一带一路”倡议主张通过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金融、电信等基建计划,填补东亚和欧洲这两大“繁荣极”之间的经济、政治、人文真空,无疑有利于推进发展,也会遏制从中东经外高加索直至中亚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蔓延势头。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出炉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外界开始觉得中国不是说说漂亮话而已,而是切切实实地在做工作。

  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应付、一般性参与、主动参与到主导参与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创建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制度产生了制衡作用,也为新兴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央对于外交的战略性规划基本明确后,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何积极有为、一步一步地去实践这些规划。当然,规划本身也会与时俱进地做改进。”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后五年,中国会主要在实施上下功夫,实践的力度会更强。***在国内考察时,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秦亚青看来,这种思路在外交上同样适用。

  “但我们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自身资源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秦亚青说。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界定,一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处于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此外,中国现在不断向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不称霸。秦亚青认为,这样的信号释放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中国这样"韬光养晦"的大国。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大都发展出来了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发展,如何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00字论文 2019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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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基层单位党派行管办来说,学好用好《***谈治国理政》这一重要思想,要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学、立足岗位学。要把为省民主党派机关服务装在心里,把责任和担当扛在肩上,密切与党派机关干部职工的联系,健全管理职能、增强保障能力,奋力书写党派行管工作新篇章。

  一、着力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对党绝对忠诚是每个党员的首要政治品质,也是我们党坚强有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党派行政管理工作是党的工作,对党绝对忠诚是完成好各项任务的必然要求。一要强基固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关键是立足于学,坚定理想信念;着眼于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志治国理政思想和视察湖北时重要讲话精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强化支部党员意识,牢记党员是第一政治身份、为党派机关工作是第一职责。要坚持知行合一、学做结合,把管理保障,解决问题贯穿始终。二要严肃支部政治生活。严肃党支部首先要从支部政治生活管起严起,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加强和规范支部政治生活,增强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支部党员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三要建章立制。严格工作生活秩序,用制度管事,用规矩管人,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二、践行党的宗旨,始终把服务牢记心上。服务是党派行管办的立身之本,也是党派行管办工作的职责所系、价值所在。党派行管办只有把为党派服务牢记心上,努力为党派机关服务、为广大干部职工服务,才能助推党派机关工作高效运转、使他们更好为多党合作参政议政献策出力,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为成员服好务。一要以服务保障和改善需求为重点优化服务。加强科学运行管理,提高保障水平和经费使用效率。深化公共设施管理整改,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强统筹使用,制定好设施项目改造方案,不断改善党派机关的办公条件和环境。紧紧抓住党派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普遍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推进工作开展,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积极主动解决实际问题。二要通过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优化服务。作风关系形象、代表党性、影响工作。党派行管工作好与坏与省委和统战部的形象密切相关,要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机关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密切关注“四风”问题不放松,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三、守住法纪底线,始终在清正廉洁上作表率。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从政为官之基、安身立命之本民主党派行政管理工作直接跟钱财物打交道,廉政风险点比较多,清正廉洁需要时刻强调,反腐倡廉必须警钟长鸣。一要坚持高尚精神追求。锤炼党性修养,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做到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抵制贪欲和歪风邪气,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二要严格执纪监督问责。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好行管办工作人员反腐倡廉教育,强化宗旨意识和法纪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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