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精神救赎的道家自然观 道家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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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作为精神救赎的道家自然观 道家自然观

　　内容摘要:春秋战国是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老庄的“自然观”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而出现,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老子和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和此起彼伏的诸侯争霸,他们创造一个“自然”用以对抗人生的挫折。

　　关键词:道家 自然观 精神救赎

　　一、道家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周后期(公元前9~8世纪),由于社会阶级的分化,平民阶级中的一部分逐渐取得财富和政治地位。西周灭亡后,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出现了诸侯纷争的局面。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481),这场社会变革有了更大的发展,平民阶层力争突破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的束缚,工匠的暴动、奴隶的逃亡和起义,在各国陆续发生;土地所有权逐渐下移,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天子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各诸侯国不断进行战争;兼并公室土地和劳动力,分裂公室的事件亦时有发生,奴隶主之间对劳动力的争夺日益激烈。春秋时期,我国开始出现铁制农具。进入战国时代(公元前480~222),铁制工具的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在农业领域内,春秋末年已开始使用的农耕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推广,手工业以及商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田地变成私产出租,土地私有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劳动力的争夺进一步剧烈。

　　春秋战国的争霸战争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灾难,这场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传统的礼制被冲破了。[1]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意见,并相互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先秦的道家学说即产生于这一历史条件之下,此后与儒家学说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先秦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都强调“自然”,提倡清静无为,主张自然的生活态度。

　　二、先秦道家自然观的三个层面

　　自然是道家学说的最高价值,道家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自然的原则,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尽可能地提高自然的程度。

　　1、“自然”乃万物之始。“道”作为道家学说的最高范畴,由老子提出来,是一种指向“无名”的概念。[2]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老子认为天下万物均生于“有”,“有”生于“无”,而“道”就是这个无法言说,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无”。老子指出就是这个混沌的“道”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产生万物,并支配万物,它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存在以及其之所以以此种样态存在的内在依据。一物生,是一有;万物生,是万有。万有生,涵蕴着首先是“有”。 [3]老子认为这个“有”就是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自然是“道”及一切万物的根本精神之所在:“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

　　2、人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在道家看来,自然和人为这两者之间,什么属于天,什么属于人有着鲜明的区别 :“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天”即自然,是顺乎天性人情而不加任何人为的雕琢;“人”指人为。他们认为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昔者海鸟止于郊,鲁侯御而筋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育,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随行列而止,委她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浇浇为乎!”(《庄子・至乐》)“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庄子・应帝王》)庄子通过“鲁侯养鸟”和浑沌的故事进一步指出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变万物的自然状态,只能给万物造成损伤和破坏,只有顺应万物生存的自然之道才是有利于万物的自然生存和自由发展。

　　3、顺应自然,保命全生。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4]按照冯友兰的观点,杨朱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特别注重“为我”,“轻物重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杨朱这种为我、贵生的思想路线后来亦为老庄所继承:“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出于对人自身的看重,老庄提出了顺应自然的命题。人类作为道的自然运化,顺天地万物之序而产生的生命物种,不仅也应效法道本身,而且也应效法天地之道,对一切事情都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依循天地万物的本然状态和可能趋向,让其自然而然地去发展,而不加以干预。

　　其一,万事万物皆出之于自然,个体的人当然也不例外。既然自然而生,那么顺乎自然规律,亦即遵循“天”授之于人的生存之道,即可确保生命的安全。毕竟存在于世界上的物大都沿着这条道路生长,这是将人视为一般自然物来进行考量的。其二,人作为掌握文明与智慧的自然物,从其意识到自己与他物的不同,即认识到人之为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不会安于自然本性。但是人为的努力往往忽视了事物的自然天性,也就是“道”,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因而带来了对个体生命的戕害,所以人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运用理智,置身虚静,通过“坐忘” [5]尽力消除物与我的界限,让一切事物都回复到其原始的自然状态,返璞归真,因任自然才能获得生命的完满。

　　三、作为精神救赎的自然

　　因为人所从事的是一种有目的的劳动,所以才需要寻找活着的意义。意义无关乎人的自然生存的需求,也不是基于自然欲求之上的任何具体特定的目的,而是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升华的需要。人纵使无可避免的要受到限制甚至被囚禁或者疾病缠身而无可作为,但只要生命个体能够自我反思,哪怕只是仅仅问及意义之所在,从而摆脱了受动的忧惧不安和无目的性那也获得了最低限度的意义,生命因此而不再飘忽,不再虚无。道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变革的时代,夏商周三代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在剧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濒临危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

　　战事频萦,纲常混乱,礼乐崩演的时代,死亡已经成为人们所面对的最大祸患,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庄子》中也多次论及死亡。老子和庄子十分重视人的自然生命,他们从自然人性出发一方面探究人的自然生命机理,另一方面竭力批判人为的努力对生命个体戕害。他们把自然无为、为我贵生、养性全形视为一种人生目标和追求的效果或享受,即人在了解和实践了绝对真理――道�自然――之后所获得的心理效果和心理“受用”:你遵循“道�自然”的原则生活,在纷乱的时代就不至于摇摆不定,也不至于产生极端的虚妄的思想,你心中有了一个坚定的世界观的根基,有了坚定的信念,即无论沧海桑田,无论世事如何诡异奇幻,都在道的范围之内,万变不离其宗。现实生活总是充满了磨难,但由于你的个体生命与“道�自然”的密切联系,感悟到了道,也便感悟到了永生与不朽。你不断地身体力行,去体会道的真谛,顺从道的要求,既不委身于世俗的权威而失去自己,也不因时运不济困厄穷愁而万念俱灰,你的内心里便充实而幸福。苦难或可夺走你的一切,包括生命,但却夺不走“道�自然”带给你的充实、满足与幸福感。老子和庄子认为,这是人的本质,也是存在的意义。

　　注释:

　　[1]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册第58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87 页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89 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60 页

　　[5] 庄子认为心思虚静,精神清爽,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知所蔽的精神状态即“坐忘”。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 1984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 2001

　　[3]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赵复三译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5] 何兆武 步近智 唐宇元 孙开太 著 《中国思想发展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6]自然天道・自然天性・自然天序――道家思想的特质与功能透析 平飞 学术论衡 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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