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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幸运_幸运的流亡者雷马克

时间:2015-10-15   来源:微小说   点击:   投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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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流亡者雷马克

  雷马克最喜欢的比喻之一,就是方舟。纳粹在德国发着淫威、欧陆各国景从的时代,驶离欧洲、满载移民的船只都被以“方舟”喻之,不过,如果只是读一本雷马克的小说如《里斯本之夜》这样的,怕是难以真正看清难民们所面对的绝境。“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里斯本之夜》里的“我”,距离上船就差一张有效的护照,此外,他们夫妇两个也没有钱买船票。

  在别的作家那里,流亡中最大的危险在于生命安全,但在雷马克这里,最大的危险似乎无非缺钱而已。而且,读他的书的时候,你总会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已经上岸的人在气定神闲地温习之前的周折——谋钱的周折,托人找关系办护照弄签证的周折。

  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什么样的性格。雷马克30岁凭《西线无战事》红透半边天,这本写几名德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和命运的小说,不仅让德国人看了心有戚戚,也打动了英法等战胜国的读者。小说出版后,1930年,据此改编的电影就问世了,可以这样讲,在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之前,德国小说里销量最高、名声最大的就是《西线无战事》了。它脚踩两头,坐拥严肃文学的境界,又喜获流行小说的销量。

  关于这本书,说的已经很多了,后世的战争文学,不管是诺曼·梅勒写二战的《裸者与死者》,还是最近两年一本颇走红的小说,书写海军陆战队士兵中东亲历记的《重新派遣》,都绕不开同《西线无战事》的对比。只想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西线无战事》里,对战场见闻和心情的描写,与休假回乡时的描写,文笔上有着突兀的差异。前者极尽艺术手段,被弹片削掉脑袋的肉体,捧着肠子在担架上呻吟的伤兵,在毒气攻击下堆积在弹坑里的尸体……写得既惊心动魄又很见克制的功力,后者却有不少平实的记录,句子貌似不假思索地写下,好像作者一下子卸下了全副装备。

  《西线无战事》

  导演: 刘易斯·迈尔斯通

  编剧: 埃里希·雷马克

  一

  然而,《西线无战事》里的大悲大喜大恐怖,不是雷马克本人的亲历,至少,他连其中的一半都没体验到。事实是,1916年,他只在前线待了六个星期,就因为在帕琛达勒战役里挂彩而退出战场,再没回去过。他这本书的成功,一半归功于作家对士兵心态的感受力,还有对画面和情绪之间的张力的精巧维持。

  而他的运气也是非常之好。《西线无战事》为他赢得了一切,包括随后而来的“迫害”:纳粹党在1930年强势崛起,当然不会欢迎这么一本反战小说,在戈培尔等人的组织下,以学生为主力的焚书运动,把它与亨利希·曼、托马斯·曼等德语文学界重镇的作品一律视为大毒草。但是,雷马克此时已有足够雄厚的物质和名誉资本来躲开可能的威胁。他卷铺盖走人,到瑞士买了一栋豪华别墅住下,后来又跑到了布鲁塞尔、巴黎、伦敦,再后来去了美国,再后来,1947年后,他加入了美国籍,彻底不再考虑回德国了。

  纳粹把一大批德国和德语圈的知识精英都逼去了美国,但名满欧洲的雷马克,在其中却算不上一个显赫的名字,像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名人,也都不把他视为自己那个流亡圈子里的人。托马斯·曼是个内敛而敏感的人,总觉得雷马克蔑视他所代表的那种经典、高雅、老派的德国文学,因而故意显耀自己的功成名就兼长袖善舞(一个巧合: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西线无战事》出版致雷马克成名都在1929年),至于布莱希特,他在1941年的一则日记,关注雷马克的人都会注意到。日记里提到,雷马克出席了一场名流云集的平安夜派对,他“穿着一件晚礼服,看着好像汉斯·海因茨·尤尔斯(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御用作家);我惊奇地发现他脸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副单片眼镜吧。”

  布莱希特爱说尖刻话,特别瞧不起那些在美国混得很好的德国流亡者,而雷马克却能与美国的大众文化产业特别合拍。他不费什么力气就写出了极受欢迎的电影剧本,从一个悲天悯人的“反战作家”变成了好莱坞的显达之士。再看他盛年时的相貌:面部轮廓分明,表情刚毅,剑眉高耸,眼神冷峻,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只需礼帽和香烟配合,活脱脱一个《卡萨布兰卡》里的亨弗莱·鲍嘉。以无产阶级艺术家自居的布莱希特,一定要暗暗啐他是个改头换面的纳粹了。

  不过,除了不如人家那么有钱,布莱希特并没什么可嫉妒雷马克的。最起码,这两个人都是猎艳场上的好手。布莱希特情妇成群(他本人还极少洗澡),雷马克在欧洲时就揽得玛琳·黛德丽做情人,来到美国,他的身边一会儿是葛丽泰·嘉宝,一会儿是露佩·贝雷斯,1958年后,才和小自己12岁的影星宝莱特·戈达德正式结婚。当然了,人情练达如他,也不曾因为找到了第二故乡就淡忘了落魄的母国同胞,他像一个联络大使一样,把其他新到美国的德国文化人引介给好莱坞,帮他们进入圈子,或至少能得到一份差事。

  因此,雷马克总能把受迫害、落难、流亡写成自传体的浪漫故事,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那些经历无非是给个人增添传奇色彩的资本罢了,不客气地说,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卖出电影改编权,“主角光环”在故事里永远有效。不过,《里斯本之夜》始终没被改编成电影,倒是有点奇怪的。也许是美国人习惯了“颠沛流离中有情人不离不弃”的雷氏套路,也审美疲劳了吧。雷马克在1964年发表了这本书,一直到六年去世,再没出过新作。

  但是1971年,宝莱特·戈达德拿了一份用英语写的小说遗稿给美国出版商,它又是一个典型的雷氏好莱坞故事,没什么情节,全靠一对俊男靓女之间貌似花哨的对白支撑。故事也没有写完,出版时定名为《天堂里的影子》,销售业绩也很一般,差可证明作家五六十岁后声名已大不如前,连他的去世也不能刺激销量了。不过,又过了二十七年,又有一部雷马克的小说手稿《应许之地》见了天日,这次是用德语写的,虽然也没有结尾,却比《天堂里的影子》要强很多。

  二

  和《里斯本之夜》的开头一样,《应许之地》也以绝境中的人们开头:一群难民,都是从里斯本下船逃离欧洲的,如今,1944年夏,被暂时扣在埃利斯岛上的拘留营里,等待纽约这边的身份核审官“过堂”。他们都很紧张,好不容易搭着“方舟”来此,万一被拒绝入境,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如何是好?雷马克写道,岛上的人精神濒临崩溃,夜夜有人大哭;小说的基调似乎是忧伤的,书中的主角“我”也是难民的一员,他说,“这座近在咫尺而又难以企及的城市变为一种酷刑,”“它折磨人、引诱人,许诺而又食言。有时它仅仅是个面目不清的怪物……夜深时,它又变换成一片惨白的月光笼罩之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但是,雷马克的绝境总是很难长久的,因此也总是言不由衷的。“我”能自安于别人的焦虑之外,身上带着区区那一点美元,他却似乎对自己能够登陆纽约以及登陆后的生存胸有成竹,甚至还拥有随时随地坐下冥想的技能,可摆脱眼下的危机。他好像就是为流亡而生的——像犹太人,对了,他所用的假身份都来自他的一个犹太朋友,叫做路德维希·索默,而真实名姓压根就没有出现。

  接下来,轻松地过关,轻松地走在纽约的街头,轻松地学习美式英语,在无法与美国人对话的情况下,他能得到其他先一步到达的流亡者的援助:获得一个临时的住所,一份临时的工作,一位暂济一时的情人,如此等等。虽然没必要总是把小说里的时间同作者本人的时间对应起来,但依然会忍不住想,1944年夏天,雷马克自己是怎样的一副如鱼得水的光景:他焉能写一个容貌不太出色、交际能力不太强的主角,在纽约街头感受举目无亲的悲凉呢?

  路德维希·索默见到的许多流亡者都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候,而现在,在小说的时间里,他们所爱做的就是重温那些时刻,互相说着,如果那时寻了短见,就没有今天的相逢了。其中的一个犹太流亡者,罗伯特·希尔施,说到他想死时被一盘菜给救了:

  “人无缘无故自杀,我也经历过那种时候。我决定在死之前还要吃一份洋葱炒鸡肝,这道菜还没做好,我还需要等。我还要了一杯啤酒,但它不够凉,我等着它被冰镇到一定温度。其间我跟别人聊天。我很饿,又等着第二份洋葱炒鸡肝。这么左等右等,我就恢复了正常,不想自杀了。”

  而自杀成功的人则往往得不偿失。路德维希认识一个自杀的朋友,叫哈森克勒费尔,他被那时绥靖的法国人抓住,关进了拘留营,然后德军步步逼近,听到消息的哈森克勒费尔承受不住压力,自杀了。“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抵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这个情节非常地米兰·昆德拉,但也能让人想起战时自杀的德国难民中最著名的一位:瓦尔特·本雅明,他是在翻越法国—西班牙边境时因被扣留而自杀的,结果,跟他一起被扣的人都给放了。足见雷马克身上具备的幸运儿的“自雄心”。

  三

  重温,追忆,是雷马克的小说里最寻常的一个动作。追忆常常是一个人心态趋老的表现,《西线无战事》里,就连十**岁的男孩子都被战争迅速“催熟”了,一场鏖战过后,主人公当夜轮值站岗,眼望着远方升起的照明弹,那霎时的光明如同魔法一般召唤出童年的景象:

  “一个夏日夜晚,我正在大教堂的十字形回廊里,望着小十字形花园中央盛开着的高高的玫瑰花灌木丛,花园里埋葬着大教堂的圣职人员。大教堂四周都是耶稣受难的石刻图像。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一种无边的寂静笼罩着这盛开着玫瑰花的四方形院子,太阳光把厚重的灰白石头照得暖融融的……”

  战场有多喧嚣,回忆就有多宁谧。追忆并不一定是悲伤的,这要看追忆时的处境如何。

  在《应许之地》里,路德维希·索默在在纽约的一家古玩店里看到青铜器,就回忆起自己当初在布鲁塞尔流亡时跟青铜器的一段不解之缘。好心的馆长收留他避难,只许夜里出来在馆内走动,于是,一个个月夜,索默就隔着橱窗玻璃与这些不会说话的古老器物对话:

  “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烈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

  追忆青铜器还象征着对欧洲的眷恋。作家在暗示,在流亡者的心里,纽约除了安全之外,比起欧洲是大大低一个档次的。躲避战乱的德国人,怎么也放不下那股子文化优越感:他在布鲁塞尔修炼成的行家眼光审视这家古玩店里的青铜器收藏,对各种赝品、廉价品评头品足。商业主义的美国焉能与古老而神圣的欧洲相提并论?自从在博物馆里避难,他便“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看看,单是艺术收藏就足以把我留在欧洲了,来美国,实在是情非得已啊。

  四

  别的作家苦于写出一本书来无人问津,雷马克这辈子,苦于被太多人读,以至于很难取悦“严肃文学”的圈子。《三个伙伴》、《凯旋门》、《黑色方尖碑》,一本本书出来都卖得不错,但说到文学价值,则不能跟《西线无战事》相比,以至于后来一些文学论者,为了证明雷马克并非“一本书作家”,索性搜罗了一些证据之后宣布:《西线无战事》其实也没那么好,也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流行读物”罢了。

  那么《应许之地》一书能否稍稍改变人们的偏见呢?或许,当看到流亡者感慨“再也不会遇到生死攸关的事了”的时候,读者能感觉到这本小说的不同一般。罗伯特·希尔施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此地无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远离欧洲战场,雷马克也写不出真正的痛苦和绝望,只能写写轻轻地浮在情绪表层的失落。它们很容易被驱散,被爱情驱散,被一笔新进账的钱驱散,被酒精和大麻驱散。尽管走到哪里都春风得意,可雷马克保不准也曾生出过类似的失落感。自由在欧洲是稀缺的,到了美国,又成了“廉价”的。

  青铜器虽然珍贵,却可以“属于”任何地方——在布鲁塞尔,在巴黎,在纽约。来到美国,它就是美国的了。雷马克给布鲁塞尔的那一场绝境设计了这样的结尾:博物馆馆长的女儿偷偷爱上了小伙子,给他送饭,为他通报外面的信息,“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半年后的一天,馆长的女儿急匆匆地跑来,让他赶紧转移,于是英俊的主角胜利地踏上了流亡之路,带走了姑娘绵绵不尽的爱与祝福……故事还很长,但读者至此已该明白,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一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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