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济从亡随笔

程济从亡随笔

【篇一：程济,从亡随笔】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关于它们的真伪，历来有争议，而“伪书”说颇占上风，却难以服人。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收起回复|3楼2013-02-25 20:54

【篇二：程济,从亡随笔】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关于它们的真伪，历来有争议，而“伪书”说颇占上风，却难以服人。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 沦落江湖数十秋 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 吾欲归骨故园。

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 不如亡去。

少监王钺跪进曰： 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

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 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 ）。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 数也。

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 臣名贤，应贤无疑。

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 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

”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六年至九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钱士升，对此书是深信不疑的，崇祯四年写了《史翰林致身录叙》，表达了“且惊且喜”的读后感，并于崇祯十七年编辑《逊国逸书四种》，收录了《致身录》，题签是：“东吴史仲彬自叙”。据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记载，宣德九年，建文帝在程济等陪同下，来到吴江县的史府，其时史仲彬已死，“临终书有《致身录》，嘱其子晟曰： 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艰苦也。

”建文帝“阅《致身录》泣曰： 彬不愧斯语矣。

”可见建文帝看见过《致身录》的手稿。该书篇末有史仲彬之子史晟的跋文：“正统戊午（三年）五月望，不肖男晟谨识。”由此可以推断，《致身录》在正统三年已经刊刻成书。

由于史仲彬宣德三年去世，建文帝此后的流亡生涯的见证人程济所写的《从亡随笔》，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钱谦益认为《从亡随笔》（他称为《从亡日记》）也是“伪书”，专门写了《书致身录考后》，说：“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还说：“（程）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杂出，莫可辨证。”仅仅以“仅见于野史”、“无《实录》可考”，就断定为“伪书”，似乎过于武断。如前所说，明神宗询问张居正建文帝“逃逸”之事，张居正也说“国史（即《实录》）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云云，说的就是野史，他是相信的。钱士升写的《从亡随笔叙》也是相信的：“从亡二十二人，惟程编修与能贤朝夕随侍，始终周旋，所记岁月往返，历历在目，与《致身》、《附膝》二录间有矛盾，而要之不离随笔者近是，故纪中多取准焉。”

《从亡随笔》收入钱士升编辑的《逊国逸书四种》，题签是：“朝邑程济著，魏塘钱士升订《从亡随笔》（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庚申即正统五年（1440年），连头带尾恰好三十九年。前面提到建文帝的那首题壁诗，《从亡随笔》这样写道：“庚申夏四月，师（指建文帝）题寺壁诗，有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之句。”就在这一年，建文帝把逃亡事情告诉了一名御史，御史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验明真假，程济记录了当时目睹的情况：“（吴）亮至不能辨，师语畴昔宫中事数条，亮乃大恸，伏地不能仰视。密以闻，遂命迎入，称老佛，养大内中。”程济完成了随侍护驾的任务，回到云南，焚毁先前居住的茅屋，写完了这本《从亡随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云云，似乎以为这是万历中叶冒出来的野史传闻。但是，祝允明写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也有类似内容，又作何解？祝允明写道：“建庶人（指建文帝）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 至正统时，八十余岁。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问： 汝何人，讼何事？ 不对，命与纸笔，即书云： 告状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 以对。左右持上，御史谓曰： 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吾与汝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虽然，汝老为此，欲复出何为乎？ 曰： 吾老也，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尔，幸为达之。

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上令送京师。”祝允明也记录了建文帝的诗句“长乐宫中云气收，朝元阁上雨声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郑晓写于嘉靖年间的《吾学编》，其中的《建文逊国记》也有类似《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记载：“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人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 帝尝赋诗曰：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士庶至今犹能道之。”这些信息又从何而来？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他写道：“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指建文帝）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既然如此，断言记载他流亡生涯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篇三：程济,从亡随笔】

原标题：建文帝“逊国”逃亡,鬼话连篇,“像煞有个事”,只可当故事读

原创作者丨胡丹

建文帝失国逃亡（又称“建文逊国”）之说，在明代中期以后已纷纷其说。到修《明史》时，就必须有个明确结论了。

（1）先看《明史》怎么说——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不知所踪”“或云”“相传”，都不是肯定语。《恭闵帝纪》的作者是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他认识到“革除年事，多不足信”，曾写专文辨证，说建文逊国的记载，“不足信者五”。但他仍无法做出决断，只好取一个折中的态度，将诸说均采入，而不执于一是。

在“不足信”的众多“革除”史事中，《致身录》（称“东吴史仲彬自叙”）和《从亡随笔》（作“朝邑程济著”）是两本非常重要的书，它们记述了建文君臣的逃亡行踪，仿佛是建文帝的逃亡日记，非常详尽。这两部书在明末颇有信史的声誉，直到钱谦益做了辨证，认定都是伪书，“遂为识者所不谈”。

二书之假，其实只要不是冬烘得太厉害，是很容易鉴别的。比如建文帝是怎样出逃的，非常关键，

（2）再看《致身录》怎么说（下面括号内为我的评语）——

建文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发狂状）。翰林院编修程济提议：“不如出逃。”少监王钺跪着向前道：“当年太祖皇帝升天时，留下一只小箱子（开始讲神话了），交代遇有大难，方可开启。如今就藏在奉先殿之左。”群臣听了，一齐说：“快取来看。”

很快抬来一只红色小箱，建文帝一看，傻眼了，原来箱子四周紧箍以铁，挂着两把锁，锁眼里都灌了铁，怎么打开嘛！情急之下，建文帝大哭起来，急命放火烧殿（弱智态）。

打开一只小箧，能有多难，建文兄何必太过张皇求死？瞧——

一旁的编修程济，不知拿甚物事，一下就把箱子击碎了，露出度牒3张，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的名字，还有3套袈裟，以及僧人的鞋帽剃刀，一应俱全，另有白银10锭（一提银两，便露了陷。白银在明初不是合法的货币，《大明律》里明确禁止使用大明宝钞和铜钱以外的贵金属货币。银两成为流通的货币，是明英宗以后的事）。

程济还在箱内发现一张红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者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建文帝长叹一声：“此数也，命也！”乃伏下头，甘心于命运了。

程济立即动手，为皇上剃发。吴王府教授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发，随帝出亡。御史叶希贤也毅然道：“臣名希贤，应贤便是我了。”也剃了头。这样应能、应贤有了，建文帝朱允炆自然便是应文，三人名字中各占一字（故事又露马脚了：杨应能是应能，叶希贤对应贤，但朱允炆如何能对应文？文、炆字本不同。三人都是“应”字辈，然君臣能以师兄弟并称吗？须知留下度牒的朱元璋，是最重体统和名分的！）

当时殿内的五、六十人，都矢志追随倒台的皇上（这与实录所记大不同。实录说群臣都逃散了，建文帝身边就剩几名宦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建文帝担心人多易暴露，命名气较著和在京随任有妻儿者离去，只留下9人。

这9个人跟着建文帝潜行至鬼门（不知鬼门为何门？谁也没法考证出来，莫非见鬼才开？），只见牛景先铁棒一挥，并未用力，门自动就开了（真是见鬼！）。门外水岸边泊一小船，众人急登舟。那舟子一见建文帝，捣头便呼万岁。

“汝何人？何为至此？”建文帝惊道。

“臣乃神乐观道士王升。”舟子答，“昨日梦太祖高皇帝一身绯衣，南向立于奉天门，令两校尉缚臣至，诘问臣：‘你官居六品提点为何？’臣顿首谢罪。太祖指示臣说：‘明日午时，你驾一舟，在后湖鬼门外候驾。此事切勿外泄，你尚有后福，否则难逃阴殛。’臣这才知道陛下要来。”

原来是太祖的安排（又是鬼话）！

建文帝当晚就在神乐观暂憩，系舟于太平门外堤畔。到薄暮时，杨应能、叶希贤等13人一起赶到，共22人。

以上是《致身录》的记载。胡适先生说：“这完全是小说口吻，全无史料价值，故后出之《从亡随笔》把此中最荒谬的神话都删去了。”

（袁克文扮演的建文帝）

（3）再看《从亡随笔》怎么说——

建文帝知金川门失守，徘徊欲自杀（不那么狂躁了）。编修程济说：“臣逆知有今日也（他倒能掐会算）。为今之计，莫若出逃。”太监王钺说：“就是出逃，亦怕人认得。奉先殿留有太祖一谕，临大难当发之。”群臣齐言：“速取来。”须臾抬一红匣至，四围固以铁，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坚不可启。群臣无计（这回转为群臣笨呆呆了），程济一脚踩碎匣底（他始终聪明），再看里面，都是髡缁之具，有度牒三纸，袈裟剃刀具备，白银10锭。

建文帝大恸道：“这是命数啊！”于是由程济为他落发。建文帝命取笔来，回头对程济说：“朕仍以文为名。”在度牒上书名为“应文”（帮《致身录》作者补了锅，解决了文、炆不同的问题）。吴王府教授杨应能、御史杨希贤都说：“臣愿落发以从。”就在牒上分别写上应能、应贤（这么写，比朱元璋预先留下应文、应能、应贤的名字，要妥帖些）。

建文帝同程济、梁良用等偷偷潜出西华门。这时燕军正在金川门巷战，以游兵一支攻打朝阳门，建文帝趁乱从西华门逃出。（舍去了鬼门和地道，这算给建文帝如何脱逃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但西华门是宫城之西门，宫城之外还有皇城，皇城之外才是京城。朝阳门、金川门都在京城的东侧，建文帝逃出西华门，就能逃出京城去吗？）

建文帝是没受过辛苦的，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程济着急道：“事急啦！”扶着建文帝沿河快走。不远处岸边停着一条船，程济近前一瞧，捉急了：“有舟无人驾，这可怎么好？”梁良用说：“臣会撑船。”于是众人翊卫着建文帝登舟，顺流而去。到下午3点左右驶抵南门，程济道：“此去便是三山门，有兵不可去。”乃舍舟改陆行。……至聚宝门，遇守门之卒（应是燕军），程济道：“我等都是异乡僧道，恐死乱军耳。”乃得出（城陷之际，各门盘查一定极严，程济几句话竟能诓出，真是能吹会盖！）

这时天渐渐黑了，无处安栖，程济道：“由此东去，是郊坛，有神乐观。道士王升与臣有旧，何不去投他？”建文帝担心不密，程济拍胸脯道：“此人素忠义，他的名字就是皇上所赐。”于是众人缓步乘月而行（忽又淡定！），在更尽时分来到神乐观，王升出迎。

是夕众人皆不寐。十四日晨，杨应能、叶希贤等21人亦至，环而坐之，无不悲泣。

（4）最后看胡适先生怎么说——

胡适先生说，《从亡随笔》是根据前出的小说改编来的，因为要冒充史料，所以删去过甚的神话，如太祖预定三人牒名、箧中御笔预言、鬼门一击即开、太祖给王升托梦等。但仍不免有大漏洞，比如神乐观已无太祖的指示，建文帝亦是信步而至，何以次晨杨、叶等20余人仍能来此集合？

胡先生的大作《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跋崇祯本 逊国逸书 残本》（刊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发刊号上）对建文逊国故事演变做了极精辟的梳理，并列出这个故事的演变轨迹：

第一，建文自焚后，民间传说纷起。

第二，其后数十年，约到15世纪中叶，出现建文亡臣20余人，其中9人有事迹（皆见于《明史》），但只说他们是“亡臣”（亡国之臣），并不曾说他们是“从建文出亡之臣”。

第三，民间又起了一段程济的神话，有许多怪诞，又有补锅匠等传说。

第四，万历末年，建文逊国之事“稍稍彪炳”，于是《致身录》出，将前一阶段陆续所出的人物，东扯西拉，合成22人，更把传说中的补锅匠、雪和尚等人一一坐实。建文行踪也说的“像煞有个事”了。

第五，崇祯末年（17世纪中叶），又有程济《从亡随笔》出现，尽采前说，再添上2人，删去明显有误的一人。故事至此基本成型。

（新发现的所谓建文帝陵寝）

胡适先生考证建文“逊国故事”，其实是要借这个从亡故事的演变，说明一个道理：“ 凡故事传说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建文帝的传说越来越多，直到现在，全国还有十几个地方声称建文帝在他们那里居住过，或死在那里，正是这个“滚雪球”的结果，朋友们只可当“文化景观”赏，切莫误以为是史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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