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遗民下载,《明代遗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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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遗民论》

　　从“同尽固烈”到“继志述事”

　　——明代遗民现象产生原因及心态转变

　　明代遗民，是指我国明清之际，因王朝更迭而失去故国的亡国之民，以及改朝换代后不事新朝的“顽固”之民。

　　遗民现象古已有之，从被视为“殷顽”的伯夷、叔齐，到秦扫六合后的六国遗民，再到宋遗民、明遗民以及后来的王国维，辜鸿铭等。他们思念故国，《明代遗民论》不仕新朝，宁肯终老山林，也不肯做贰臣、降臣。而历经劫后余生，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遗民的情感与思想展现出了极为不同的性格剖面。他们或悲戚惨切(伯夷、叔齐)，或愤慨激昂(张良、文天祥)，为历史与文化留下了一幅幅背对残暴统治，紧扼命运咽喉，追求政治理想的逆光剪影。

　　明代遗民，较前代相比不仅规模更大，分布更广，还因血缘、地缘、师承之故，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群体。且因一致的人生遭遇，相同的理学思想，使得明遗民产生了集体归属感，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形成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群体聚集。例如顾炎武中年远游北方，黄宗羲则身栖浙东，足不逾钱塘。两人一南一北未尝谋面，而顾炎武读《明夷待访录》，竟觉同于宗羲者“十之六七”;又如江西遗民陈南箕、陈二止兄弟“尝不语，有所欲，则弟视其顾盼指书辄喻意。间有来者，与之言，不应，拱揖而已。”与甬上派创始人万泰的“国变即不语，若有所失。人有所问，惟张目摇头，以手作势而已”相同。

　　针对明代遗民的种种特征，我认为其出现原因有四：

　　其一、华夷之辨，强化了遗民对清朝的排斥。《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明人刘基也说：“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后世虽有“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之说。然则每逢少数民族“宅兹中国”仍会遇到来自汉民族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抵触。且华夷之辨直至清代乾隆召会马戛尔尼仍有遗响——“天朝上国,物阜民丰,不必与外夷互通有无。”华夏民族与华夏化民族的文化优越感与文化自信不言而喻。何况历经元朝残酷统治的明人天生就明白被文化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少数民族在马背上统治的滋味，“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朱元璋)。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提防是明人天生的使命与职责，才会有明成祖“天子守国门”的迁都北京之举。

　　其二、礼教盛行，理学治国，士民皆重气节。明代虽然学风开放，然则官学迂腐，强调忠君爱国，打压自由开放之风气。自太祖朱元璋奉程朱理学为官学，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明代虽不乏直言敢谏之诤臣，却也不乏午门廷杖之惨剧。较不杀文人的宋朝，着实有辱斯文，折辱大夫。其后阳明心学有所发展，学子对于道德之追求日盛，午门廷杖之臣亦不乏赚得青史留名而沽名钓誉之徒。也就无怪乎晚明会有如此多的士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了。而明帝国自太祖推行“编户齐民”式的政策开始，就一直力行愚民。颂扬贞洁烈女，注重男女大防。这些举措都无疑使得朝野上下注重道德，注重节操。

　　其三、君王死社稷，引发共鸣唤起同情。崇祯皇帝无疑是中国古代最悲情的皇帝，他有成为圣君的资质，澄清玉宇的雄心，奈何步步昏招，时运不济，最终自缢于景山之上，成为了亡国之君。这样的事实，翻遍史书，无论是“周革殷命，宅兹中国”还是“伐无道，诛暴秦”都不曾见过如此遗憾的改朝换代。圣主贤君本是儒生所期盼的，却这般下场。明朝遗民同仇敌忾，悲愤交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四、剃发易服，废汉衣冠，清军无王师气象。清人入关之后，尚未摸索出满清华夏化的道路，而是试图改变中华文化。尽管清军起兵之初打的是“讨贼复仇”，“为故明君臣子复君父仇”这样吊民伐罪的旗号，却掩盖不了其自身的师出无名。且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等惨剧，使得民心尽失，人民畏惧暴力畏惧杀戮。同时推行饱含民族歧视的“剃发易服”政策，建立起满汉的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遗民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当中寻找到了认同，将胸膛与头颅展现在屠刀之下，前赴后继的反抗。灭族、屠城之语史不绝书，使得明遗民对清人深恶痛绝。

　　遗民文学源于遗民文化，诗可言志，诗可托志。值此九州沦丧之秋，文人们手中的笔也就愈发沉重。少了些精雕细琢，少了些高头讲章，手腕一沉便笔走龙蛇，洋洋洒洒，气贯长虹，不肯收手。

　　例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人就评价为：“自《指南录》后，与初集格力相去殊远，志益愤而气益壮，诗不琢而日工，此风雅正教也。至其集杜成诗，裁割熔铸，巧合自然，尤千古擅场。”不过，文天祥的“诗不琢而日工”，并非突如其来;他学问渊博，本有江西派锤炼字句的功夫，后来因遭际相似而沉浸于杜集，忠爱之情，悲愤之气，无不与杜甫息息相通;所以能集杜句成诗，独擅千古。

　　时值明清之际更是如此，黄宗羲在《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中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遭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全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顾炎武于昆山保卫战中也意气风发，挥毫写下“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王子新开邸,将军旧总戎。登坛多慷慨,谁复似臧洪?”(《千里诗》)。

　　然而，当清人的铁蹄无情地踏碎他们的复国梦，遗民们的一腔热血难以倾泻。转而归隐山林，长栖南土，在江南阴绵的梅雨里，他们极目北望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悲愤与凄凉。

　　黄蓉就在《明遗民录》中称曹宗璠“甲申之变,流离奔走,其感激愤意,悉见诸诗文,如怨如怒,如隐如排,如庄语,如寓言。盖其伤宗社之倾覆,而慨身世之批离。”亦有《扬州十日录》(王楚秀)、《嘉定屠城纪略》(朱子素)流传于世，记录清人的虎狼行径。而归庄也在顺治二年(1645年)愤然写下：

　　悲昆山!昆山城中五万户，丁壮不得尽其武。愿同老弱妇女之骸骨，飞作灰尘化作土。

　　悲昆山!昆山有米百万斛，战士不得饱其腹，反资贼虏三日谷。

　　悲昆山!昆山有帛数万匹，银十余万斤。百姓手无精器械，身无完衣裙。乃至倾筐箧，发窦窖，叩头乞命献与犬羊群。

　　呜呼，昆山之祸何其烈!良由气懦而计拙。身居危城爱财力，兵锋未交命已绝。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白昼啾啾闻鬼哭，鸟鸢蝇蚋食人肉。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慑头半秃。

　　悲昆山，昆山诚可悲!死为枯骨亦已矣，那堪生而俯首事逆夷!拜皇天，祷祖宗，安得中兴真主应时出，救民水火中。歼郅支，斩温禺。重开日月正乾坤，礼乐车书天下同!

　　历史总会和人开一些吊诡的玩笑，正如余秋雨先生说屈原之爱国非爱秦国，却被后世拿来标榜为秦制之朝的爱国典范一般，以金戈铁马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犯下残暴罪行而民心尽失的后金人渐渐坐稳了江山。“美人名士各销魂”，“剩馥残膏带泪痕”的破碎山河又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江山还似旧温柔”，遗民们的梦碎了。

　　康熙的圣君姿态，大兴儒教以及博学鸿儒科的手段，一改以往“德之薄，不能绥抚”的形象，俨然一副皇统气象。遗民们动摇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修齐治平式的使命感与“忠臣不事贰主”的节操煎熬着他们。他们在迷惘，开始讨论“出处”。开始向内去追寻人生价值与内心的宁静，寄情于书画与园林。

　　如朱耷所画的鹌鹑就寄托了他许多的孤独寂寞之情，又如王若之云：“乙酉，避乱姑孰，干戈崎岖，独载三代古鼎彝、法书、名画，兼两连舳，寝室与俱，其答人书云：‘正惟草莽之中,当守坚一之节。’”遗民寄情书画，又执着于节操的心态，从晚明至清初，遗民所坚持的书法“正统”风尚，以及“尚狂尚丑”，“抱残守缺”之风亦可管中一窥。而像水绘园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在晚明之际被大兴修建也从侧面体现出移民们抱守一隅，寻找乐土的思想情感。

　　除此以外，明代遗民的逃禅现象也较为普遍。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曰：“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陈确也说“今不独夷狄，即吾中国，亦何处无寺?何人非僧?”

　　逃禅，即逃生方外。超脱于政治伦理之外，“帝力于我有何哉”。而到明末，遁世逃禅未必是真顿悟，而是真逃生。归庄就在《送筇在禅师之余姚序》中写道：“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居家而髠缁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以“是多方以求活耳”为目的祝发为僧，遁入空门的遗民们自然不会对佛祖诚意正心，而是儒隐于禅，从修齐治平的政治诉求转而向内，寻找内心的闲适与清欢。士人忽而儒，忽而禅，儒冠僧伽如道具然，“茹荤纵饮，不废承平时意态。”倒俨然有些许名士风骨。

　　明代遗民，作为清王朝正统统治脚下的一股暗流，在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为我们保存了源自“汉统”，较为纯粹的文化风貌。虽然缺乏从容，超然的文化内涵，而略显偏执，激愤，哀切，尖利。但这在烽烟四起，国破家亡的时代所形成的遗民文化确因“亡国之痛转为忠节郁结之气,而奋发为闳壮之美。”为后人留下诸多诗词文章，书法画作等文化珍宝。更为重要的是，超脱于政治又热切关注政治，冷眼旁观清王朝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继承并发扬了李贽、何心隐对封建王朝的批判萌芽，跳出“夷夏之辨”、与对故国的思念进而升华为对封建统治的批判的启蒙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作为一种现象的遗民》赵园

　　《晚明小品文研究》吴承学

　　《遗民与贰臣_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择_以明清之际为中心》蒋寅

　　《明遗民群体的心态嬗变和启蒙思想的生成》陈珊珊

　　《明清之际遗民逃禅研究》刘雪梅

　　《清初甬上遗民结社略考》何宗美

　　《论康熙_博学鸿儒科_之旨在笼络明遗民》孔定芳

　　《论明隐逸遗民生存状态及其文化内涵》温世亮

　　《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丛扬

　　《明遗民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孔定芳

　　《清初江南遗民生存境况研究》吴增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