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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唐诗繁荣的原因

发布时间：2019-03-13 14:00:3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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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唐诗繁荣的原因

唐诗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因而其“尖锐”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代都无与伦比的。无论是诗歌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经达到殆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尤为可贵的是，唐代许多优秀诗人还不断将探求的视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未经开拓的领域，努力出以嘎嘎独造的艺术风貌，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音色的引吭高歌，而不愿随人作计，拾人余唾。正因为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唐诗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

诗歌的高度繁荣局面，之所以出现在唐代，既有社会方面的外因可究，也有文学自身方面的内因可寻：

（一）唐代空前发达的经济和空前高涨的文化，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发达的经济造成了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社会气象，并极大地影响于诗人们的创作心理，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热情。

（2）发达的经济为诗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使他们得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发达的经济带来了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

（4）从总的方面，我们承认唐诗的繁荣是以经济的发达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经济的发达直接、简单地导致诗歌的繁荣，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唐诗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平衡。

（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发展会对唐诗直接发生影响，促致它的繁荣：

名目繁多的外来乐曲传入以后，需要配上歌词才能演唱于朝会庙堂和歌楼酒肆，这自然会刺激诗人创作的积极性，并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注意诗歌的韵律节奏，以适应入乐演唱的需要。音乐不但影响于诗歌的韵脚、平仄、节奏，而且随着音乐的发达，还出现了许多直接以音乐为描摹对象的诗篇。绘画艺术的发达，则有助于创造和深化诗的意境。山水画的产生使诗与画之间原先所具有的外在关系转变为内在的关系，即不仅在立意、构图、描绘、渲染等创作原则或具体技巧上相同或近似，而且在本质上趋于同步，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绘画艺术的发达，还带来了题画诗的兴盛。）

（二）唐王朝的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以诗赋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重要的社会原因。

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打破了把思想“定于一尊”的僵化状态，造成了诗人们博览百家、遍观群书的风气，开阔了诗人们的艺术眼界，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思维，从而促进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形成，而且使诗人们敢于直抒已见，放言无忌，较为自由地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此外，还大大提高了诗歌的实用价值，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及艺术经验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随着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诗歌从宫廷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手中，这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在唐代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唐代庶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些新的心理特点。这些心理特点融入唐诗，便给唐诗带来了许多富于积极意义的内容，使之呈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在唐代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唐代庶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些新的心理特点：特点之一是他们大多生气勃勃、奋发向上、富于理想和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澄清天下。唐诗所表现出的昂扬的情调、明丽的画面及独特的生活理想，正根源于此。特点之二是大多关心民生疾苦，同情人民的灾难和不幸，敢于为之呐喊、呼吁。特点之三是他们大多恃才傲物、蔑视礼法，敢于直斥权贵、抨击执政，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现象，积极从事改革弊政的斗争。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唐诗的基本作者队伍，而且把自己的心理特点融入唐诗，给唐诗带来了许多富于积极意义的内容。

（四）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唐诗的繁荣则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文学自身演变的结果，它与继承过去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

社会方面的外因只有与文学自身方面的内因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促成这种结合的是唐代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们努力以南朝的“文”来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来充实南朝的“文”，从而创造出中国古典诗歌最健美的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唐诗的繁荣是长期分裂、隔绝的南北文学成就在全国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汇合和发扬光大；而以李白、杜甫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诗人则以艰苦的努力完成了使之汇合和发扬光大的使命。

第二章唐诗的分期

（一）最早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的是北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的“唐文三变”说，但其主旨在于论文而非论诗。

南宋严羽《沦浪诗话》依时代先后分唐诗为五个阶段，在对唐诗进行分期的宋人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后人论唐诗分期，皆追溯于严羽。

（1）以时代先后分：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子昂）之诗；开元、天宝诸家之诗（包括李、杜二公之诗）；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之诗；晚唐之诗。

（2）论“诗体”，从“以时而论”角度分：唐初体——唐初尤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将唐诗明确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并对分期时限、发展状况和代表作家作了概括说明。初、盛、中、晚四期自具始终，同时其间又包含着盛衰起伏、正变主次等各种交互错杂的变化。后人研究唐诗分期，大致都赞同和采用高棅的四分法。

（二）采用高棅初盛中晚的唐诗分期，除了其时限不宜拘泥固执等以外，还应注意：

1、唐诗分期中的初唐与盛唐，同历史分期中的初唐与盛唐并不一致，两者不能混同。

2、高棅举初、盛、中、晚之名，用意在于勾勒出唐诗发展的大体趋势，每个时期的时限是长短不等的，甚至是非常悬殊的。

3、中唐和盛唐，是唐诗繁荣的两个高峰期，无须轻分轩轾。因而，对中唐之“中”，不应有所误解。

“诗到元和体制新”，在风格流派、题材体制以及艺术技巧等方面，中唐都有着重大的开拓和创新，后世无不瞩目。因此高棅也认为中唐是盛唐之后的“再盛”。中唐和盛唐，同是唐诗繁荣的两个高峰期。

高棅提到的中唐诗歌有两层意义：一是中唐之再盛，二是晚唐之渐变。

（三）如果对唐诗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状况作一鸟瞰，不难发现各时期的主导趋向。

初唐诗歌：初唐是唐诗的开创期，是唐诗繁荣的准备阶段或先行阶段。初唐诗歌对日后唐诗的发展，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转变诗风，二是改进诗体。初唐四杰及稍后的陈子昂，在这种历史转变中起了突出作用。王绩、王梵志、杜审言、张九龄、张说等也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初唐四杰——一方面不废弃齐梁，他们作诗也着意排偶，点染词藻；但一方面又摆脱故态，有所超越。他们的笔触从狭小的宫廷台阁，转移到了喧闹的市井和辽阔的江山塞漠，并为沉寂的诗坛注入了活跃的生命与节奏，实现了诗风的初步转变。王、杨工于五律，卢、骆擅长七言歌行。

陈子昂——倡写“汉魏风骨”，大力扫除“兴寄都绝”的六朝浮艳文体，从而完成了新旧诗风的过渡。他的诗文改革是预示唐诗繁荣局面的一声春雷，并由他结束初唐而下开盛唐。其《感遇诗》38首直追汉、魏，《登幽州台歌》呼唤人的历史觉醒，是“人间万感”之中最深沉的人生感触。

张若虚——其《春江花月夜》声调和谐，文辞洗练。

王绩——隋唐之际风致萧散、安于“醉乡”。

王梵志——写作通俗诗篇以劝善讽世。

杜审言——杜甫祖父，杜甫称为“诗是吾家事”。

张九龄——首倡清淡之派。

张说——作诗“得江山之助”。

盛唐诗歌：盛唐是唐诗的黄金时期，唐诗臻于极盛。代表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李白的诗表现了在精神上睥睨帝王、挥斥权贵的高度自信与优越感，怀才不遇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而豪迈奔放和富有气魄，则是他的诗风的显著特色。杜甫在艺术上是集大成者，沉郁顿挫，众体兼备，历来被称为诗中圣哲。他在安史之乱中写下的丧乱记实之作有“诗史”之称。在李白、杜甫双峰并峙之际，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亦同时并起，映带左右。

山水田园诗派——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因而又称“王、孟诗派”，王、孟之作偏重于境界幽邃、旨趣闲寂。孟浩然一生不仕，他的山水诗为王维作先行，风格恬淡孤高，与他的高士、隐士生涯相结合。王维山水诗与山水画风格一致，都与禅学相表里，往往着墨无多，却创作出“象外之象”的深远而优美的境界。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储光羲、常建也属于山水诗派。

边塞诗派——以岑参、高适为代表，所以又称“高、岑诗派”。王昌龄、王之涣、崔灏、李颀，也是盛唐边塞诗的重要代表。

中唐诗歌：中唐是唐诗的再盛时期，同时又是唐诗的转变时期。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是中唐诗歌的两大流派，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其影响亦多不同。李贺的诗风与韩孟诗派相近，他以齐梁体的艳丽和骚体的灵异奇幻相结合，在艺术上独创一格。刘禹锡诗长于律绝，精警含蓄。柳宗元的山水诗借山水诗以抒情寄愤，五言尤以简古淡远见胜。中唐诗人的多种风格的争奇斗胜，使唐诗更趋于丰富多彩。

与杜甫相衔接的有大历、贞元间诗人，刘长卿号称“五言长城”，韦应物闲静清雅，后与柳宗元并称韦、柳。“大历十才子”。其中李益、卢纶的边塞诗，犹有盛唐余响。

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还包括贾岛、卢仝、刘叉等人。李贺的诗风与这一派相近。韩愈以古文笔法入诗，横放奇崛，复近险怪。他的“以文为诗”还下开宋诗风气。孟郊所作多乐府古体，写诗以苦吟著称，古拙而又奇警。贾岛亦为苦吟诗人，作诗清奇僻苦，苏轼把他与孟郊并称“郊寒岛瘦”。李贺长于乐府古体和绝句，诗风幽冷凄婉，偏重于感性印象，意象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跳跃性。（中唐乐府诗从源流上说可分为三类：孟郊远承汉魏，李贺中学齐梁，白居易近学杜甫的新乐府。）

元白诗派——以白居易为首。平易通俗是元、白诗的共同特点。张籍、王建也以乐府诗著称，被称为“张、王乐府”。刘禹锡诗风平易，近于白居易，世称“刘、白”。柳宗元的山水诗借山水以借情抒愤，五言尤以简古淡远见胜。

晚唐诗歌：总的趋势呈现衰落景象。成就最高的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慷慨有大略，其绝句与王昌龄、李白并称三大家，以明朗俊爽为特色；咏史诸作善于将史论与诗情诗趣结合起来；写景抒情的小诗则风流洒脱，韵致独特。李商隐七律典雅精丽；七绝亦属高手，才情风调，卓尔不群；无题诗则是唐诗中的一种新创造，其中有的是深情绵邈的爱情诗，有的则借美人香草之辞以作寄托，以至后人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

温庭筠和李商隐当时合称为“温、李新声”。

晚唐还有一些诗人承袭白居易的新乐府精神，如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

（四）高棅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使初盛中晚逐渐成为有特定含义的术语，但这并不是说唐诗的分期仅此一端，不能作别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研究所编纂的《唐诗选》将唐诗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更见详密细致，这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四章唐诗要籍

唐人诗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公私书目皆有著录。但宋时亡佚已多。明时所传更少，清时唐人诗集概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及乾嘉以后南北诸藏书家书目。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万曼《唐集叙录》，对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一百零八家，考其版本源流、编次体例及历代流传情况，颇见精审。至于历代唐诗选本，据初步统计，大约有六百多种，今存三百余种。本章就唐诗的别集和总集两类，择其要者，略作叙说。后世一些研究唐诗的重要文献资料专集，则附录于后。

（一）唐诗别集

陈子昂《陈子昂文集》孟浩然《孟襄阳集》王维《王右丞集》

高适《高常侍集》岑参《岑嘉州集》李白《李翰林集》

杜甫《杜工部集》孟郊《孟东野集》韩愈《昌黎先生集》

李贺《李长吉歌诗》刘禹锡《刘宾客集》张籍《张司业集》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元稹《元氏长庆集》杜牧《樊川文集》

李商隐《李义山集》

（二）唐诗总集

《唐人选唐诗十种》（明嘉靖年间佚名所辑）：收有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元结《箧中集》一卷、殷璠《河岳英灵集》三卷、芮挺章《国秀集》三卷、令狐楚《御览诗》一卷、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二卷、姚合《极玄集》二卷、韦庄《又玄集》三卷、韦毂《才调集》十卷、佚名《搜玉小集》一卷。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洪迈于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辑）

高棅《唐诗品汇》：明洪武二十六年编成正集90卷，共选作者620人，诗5769首，分体编排。洪武三十一年，搜补作者61人，诗950首，为《唐诗补遗》十卷，附于书后，足成百卷之数。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其论诗以盛唐为宗。

《全唐诗》（明正德间，吴中袁氏汇刻《唐百家诗》。《全唐诗》最早的本子，是康熙四十六年扬州局本，120册。）

沈德潜《唐诗别裁体》（初编于康熙五十六年，重订于乾隆二十八年。选录唐诗20卷，270余人，诗1928首。）

孙洙《唐诗三百首》（六卷或作八卷，选录唐诗77人，诗310首。分体编排。）

附录：

计有功《唐诗纪事》（成于南宋。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是研究唐诗的重要文献资料集。）

辛文房《唐才子传》（原本十卷，总397人，成于元大德八年。）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五卷至第二十四卷皆论唐诗，论杜甫者多达九卷。）

胡震亨《唐音癸鉴》（明胡震亨总览唐诗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凡三十三卷，反体凡、法微、评汇、乐通、诂笺第五章唐诗与佛教

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并非自唐代始，但佛教对唐代诗歌的影响，却更为深刻而广泛。

（一）在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唐代，佛教的兴盛远逾前两代。唐代的佛教有许多新的特点。通过佛教的玄学化、儒学化等步骤，产生出与儒教并行不悖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而对唐诗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主要正是禅宗。

隋唐时期佛教形成的新的特点：

其一，不仅由流派发展为宗派，而且各宗派都有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以及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

其二，隋唐佛教各宗派，除法相宗外，都是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及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其三，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南北朝的佛性问题有所发展，构成了完整的宗派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体系。

其四，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亚洲佛教传播的中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当时国际著名的佛教学者都是唐人。

禅宗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说，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佛教其他各宗的烦琐义学，因而很适合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口味。

（二）唐代许多优秀诗人都信奉佛教，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之所以如此，既与佛教在社会上的盛行有关，又有着其各不相同的主观原因。

（三）尽管唐代诗人走上奉之路的动因各自有别，一旦奉佛，却都把佛教思想当作重要的精神支柱，这样，佛教思想便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就消极的一面说，它带来了如下不健康的倾向：其一、祈灵如之清净，绝是非之臧否。其二、厌现实之烦忧，羡僧侣之逍遥。其三、赞佛家之法力，赏禅理之妙趣。

（四）如果说佛教对唐诗思想内容的渗透和影响多属消极、毫无可取的话，那么，它在艺术形式方面对唐诗发生的作用则是功过参半，未可一概贬斥。

佛教对唐诗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可以区分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三种情况，其中，富于积极意义的是以禅法入诗。

以禅语入诗，就是把表现禅学理论、概念的词语应用于诗中。以禅趣入诗，与搬弄禅语有别，“禅趣”是指进入禅定时体验到的那种空寂恬静、闲淡自然的意味，用以表现山水田园，有助于突出清幽、静谧的自然美。以禅法入诗可以大大丰富诗歌的构思方法和表现方法。

（五）考察佛教与唐诗的关系，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其一是作为佛教与唐诗发生联系的纽带，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和僧诗。

其二是唐代佛教的盛行促成了佛教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而高度繁荣的佛教文化艺术也对唐诗的发展不无禆益。唐代佛寺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便是显例。

唐代著名的诗僧有寒山、皎然、齐己、贯休等。唐代诗僧和僧诗的艺术风格也较为丰富多彩，或明快，或清淡，或尖冷，不乏独树一帜者。初唐时的寒山，是明快风格的代表。他的诗往往用口头语写眼前景，浅切易懂而又活泼自然，读后令人感到一股明快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生活在盛唐和中唐之际的皎然，是清淡风格的代表。他的诗为时风所染，竭力创造一种闲淡悠远的意境。唐末的贯休则是尖冷风格的代表，为诗往往奇险尖冷，多所讽刺。

唐代佛寺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1）佛寺壁画的“奇踪异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诗人的艺术创造，促使他努力去表现那些“奇踪异状”。（2）因为嗜好搜索壁画中个中奇异的事物，韩诗的意境往往便蒙上一层宗教式的想象。（3）从总体上看，韩愈受这类壁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所体现的美感特征方面，韩愈的一些作品，素有“狠重奇险”之称。、谈丛、集录七卷。）第六章唐诗与道教

（一）通常所说的“儒释道”的“道”，包括道家与道教两个部分。在历史上，作为学派的道家和作为宗教的道教，带给中国诗人不同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思想习惯。

道家指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教责指汉民族固有的一种宗教。它渊源于古代的巫术。东汉张道陵倡导“五斗米”道，为道教定型化之始。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为主要经典，另尊张道陵为“天师”，故又名“天师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学派的道家和作为宗教的道教，对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影响是相关而又相异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带给中国诗人的是一种宁静恬淡的情感；在其影响下，形成以自然淡泊朴素宁静为美的审美情趣与重在内心体验的艺术思维习惯。道教带给中国诗人的则是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其影响下，形成中国诗人的另一种审美情趣——驰骋丰富的想像力

（二）中国古代的楚文化带有浓郁的幻想色彩。但汉代以后，随着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那种上天入地、奇诡神异的想象力，几乎被赶出了诗歌的庙堂。只有在与南方巫文化密切相关的道教那里保存了大量楚文化因子。道教再度刺激了诗人们的想象力，并提供了构筑“想象的世界”的大量意象以及想象的方法——“存想思神”。

道教在神话里编织神话，同时还提供了想像的方法——“存想思神”，并大大发挥了绘画、音乐、舞蹈的作用，斋醮时置身其间，人们有时的确会头晕目眩、思绪万千、浮想联翩，甚至出现幻象，因此，在道教极为兴盛的唐代，产生出一大批富于激情和想像的诗人诗篇，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三）道教要对唐诗发生作用和影响，需要凭借一定的土壤，而唐代的社会现实正好提供了这一土壤。开元、天宝年间，在士大夫中掀起了学道入道的热潮。当诗人们也象道教徒那样“存想思神”时，笔下便出现了神思飞扬、想象诡异的诗句。

李白是真正深得道教三味、真正具有非凡的想象力的诗人。李白把自己摆进神仙队伍中，想像自己也上天入地，蹑空凌虚，飘飘欲飞，他不仅真诚地相信道教的修炼方法，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而且他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折中将自己的全部情感、理想、追求，甚至包括自己的肉体都融化在想像之中的迷狂与激情，使李白的诗歌想像显得极为真诚。

（四）安史之乱以后，道教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但士大夫这时的心理状态已不同于开、天年间。他们有时也陶醉于幻景，但浓重的阴云却始终萦绕脑际，使他们热情衰退、充满怀疑。在这种心理氛围中，道教给诗人们带来的想象力不免蒙上阴冷晦涩的色彩。卢仝、李贺、李商隐等人是突出的例子。

李贺更多的是对个人命运的绝望。他对道教相信太深、求之不得乃至彻底绝望之后的诅咒，这种绝望，使他的诗歌在奇特的想像中掺入了许多病态的心象。他病态的心理与灰暗的情绪使他的诗总是带有阴冷孤僻的色调。

对李商隐而言，道教所网罗构筑的神仙世界，成了他表现内心隐秘的一层帷幕。在表面瑰奇华丽的神仙世界背后，是冷静而痛苦的追忆。他一方面有着神奇而热烈的想像，一方面对这种想像又持有冷静的态度。这使他的想像带有一种既蒙胧又独特的色彩。

（五）唐诗中那些富于激情、富于想象的篇章，无论其色调是热情的还是阴冷的，是明亮的还是灰暗的，是健康的还是变态的，都体现了道教影响下中国诗人想象力的再度恢复与高涨。但中唐以后，这种想象力却在日益消退。这与文化意识领域中发生的巨变以及道教自身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六）在唐代优秀诗人中，李白是受道教影响最深的一位。李白一生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道教不仅对他飘逸放旷的性格的形成发挥着作用，而且使其诗歌的想象变得更为丰富、热烈和神奇。

第七章唐诗与科举

唐诗与科举，关系至为密切。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庶族阶层的举子打开了仕进之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心理机制，并进而给唐诗带来了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最为时人所重的进士科举以诗赋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又极大地刺激了举子们潜心钻研诗家三味、以期一举登第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诗歌技艺的普遍提高。

（一）所谓科举，即设科取士。唐代科举项目众多。但通常所说的唐代科举项目，主要是指进士、明经及制举。其中，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视、后人所称道。

（二）唐初进士考试以策文为主。后来逐渐演变为加试诗赋。省试诗本身由于内容的限制和声韵格律的拘牵，很难产生好的作品。但唐代以诗取士的“诗”，实际上并不局限于省试之诗，还包括行卷之诗。对唐人工诗及唐诗繁荣具有不可忽视作用的，正式行卷之诗。

所谓“行卷”，是指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前送呈“当世显人”，请求他们向主司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

在试卷不糊名的这种制度下，将自己的作品送呈地位既高、学问亦富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和教益，古以有之。不过到了唐代，举子们更利用这种办法来为争取津市登第服务。这就使之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行卷的风尚不仅是与当时最受重视的进士科紧密联系着的，而且是与进士科的去取以文词优劣为标准紧密联系着的。

（三）“行卷”是伴随唐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一种特殊风尚，而诗歌则是“行卷”的主要内容。行卷之诗与省试之诗是暂时统一在进士科举这个母体中的对立物，其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唐人虽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是由于省试。

行卷诗中的佳作：崔灏的《黄鹤楼》、王昌龄的《出塞》、戴叔伦的《女耕田行》、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张继的《枫桥夜泊》，还有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李绅的《古风》等。

（四）科举对唐诗的影响，还表现在随着科举的兴起，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送人赴举、贺人及第及慰人下第的诗篇。这些诗篇有不少写得声情并茂，且富于现实内容和时代气息。

据现有材料，唐人以诗送人赴举的，最早要算刘希夷的《饯李秀才赴举》。

贺人及第之作与下述习尚有关：唐代举子及第后，往往不是马上便留在京师应吏部试，而是先归省父母，或去有关州府节镇进行活动。当他们离京时，同科进士以及在京的友人往往宴集相送，赋诗相赠。

最堪讽咏的还是写落第的作品。其中既有对自己久举不第的感叹，也有对友人不第失意的慰勉。对自己不第的咏叹，似以高适《别韦参军》最为脍炙人口。对落第的友人加以慰勉的佳作，则有李贺的《送沈亚之歌》。第八章唐人诗论

唐人论诗之作，现存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诗的评论。（其中，有的已成专著，如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等，有的则仅是单篇文字，像各家诗集的序跋、论诗的书札题记和论诗诗，它们虽是点点滴滴，却不乏精辟之见，如杜甫《戏为六绝句》等即属此例。）另是唐人的自选诗。（有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它们通过自选一代之诗，标举宗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诗歌批评。）

唐人诗论，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与唐诗创作的发展相适应，也大体可以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

（1）陈子昂的诗歌主张：正面提出了追求“兴寄”和“风骨”的口号。（陈子昂的论诗之说主要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2）李白的诗学观点：提倡恢复“风雅正声”，力求“寄兴深微”；反对雕琢失本，主张清新自然。（唐代诗风革新，从陈子昂揭开序幕，直到李白才真正完成这一伟业。）

（3）殷璠《河岳英灵集》：以选评的方式，标举一家宗旨，既反对单纯从形式上去追求声律，又推许大律与风骨兼备的作品，并首先提出了作为审美范畴的“兴象”一词。（《河岳英灵集》是盛唐时代的名家诗选。）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重申正统的儒家论诗原则，同时，强调运用比兴讽谕之法，反映社会现实。（《中兴间气集》是唐代盛、中之交的诗选。）

（4）杜甫《戏为六绝句》：就如何评论前代作家及处理继承与批判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义精体新，开论诗绝句先河，并为后代诗话所宗法。（就如何评论前代作家及处理继承与批判的关系等问题，他提出：首先，是如何对待六朝作家和“初唐四杰”。一是论文当纵观全人，二是评价诗人不应脱离当时历史条件。其次，是继承和批判的关系。杜甫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

（5）白居易（元结、元稹）等人的诗论：直接强调诗歌对政治的匡救作用，要求诗歌具有美刺的内容和质朴的风格，提倡“为时”、“为事”而作，对诗歌的审美特质则有所忽视。（是元结首先喊出了中唐现实主义诗论的先声。白居易的诗论是陈子昂、李白、杜甫一派文学思想的总结，最全面、最鲜明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诗学观点。）

（6）皎然《诗式》：以禅解诗，致力于探索创作和鉴赏中的艺术规律，提出了意境说和象外说。

（7）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主要贡献：对诗歌的风格、意境加以概括和分类；发扬了比喻的品题方法；标举“韵外之致”、“象外之象”的批评标准。

作为诗歌的一种批评标准，无论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还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都是指文字声韵以外的风格，要求的是，诗歌必须给读者留下联想回味的余地，反对现象的堆砌，有境而无思，有第九章当代唐诗研究检阅

（一）唐诗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早在唐代便已发轫。宋、元、明、清，代有发展。对唐诗研究的历史流程加以回溯和反思，可获得必要的参照。

对于唐诗研究，唐人做了五项有意义的工作：一是编集，二是选诗，三是记事，四是评论，五是诗歌理论探讨。

一入两宋，唐诗已经走完了自己的道路，需要有人为之总结、评述，宋人便承担起了这一使命，唐诗研究到宋代已经形成了热潮。大量的唐诗别集，在宋代经人收集、钩稽、辑录、校勘、编纂，并加以刊刻。宋代又出现了许多较大规模的唐诗总集。与此同时，宋代的诗学理论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出现了“诗话”这种新颖的形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宋代还出现了严羽《沧浪诗话》这样的成体系的专门著作。

元明清时期的唐诗研究，在宋代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理论研究上，不仅先后出现了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而且各种流派之间不时进行论争，各具宗旨，各抒己见。其次，各种类型的总集、合集相续编纂、刊行。（《全唐诗》的问世，标志着唐诗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成熟时期。）第三，这一时期的唐诗笺注及评论，面既广，量亦多，质且精。第四，唐诗研究专家及名家大量出现。（明代有高棅和二胡：胡震亨、胡应麟。清代的唐诗专家则有钱谦益、季振宜、叶燮、王士禛、沈德潜等人。）

（二）唐诗研究，发展到当代，出现了更为兴盛和繁荣的局面。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的庞大和研究组织的完善，而且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成果的丰硕。

在研究方法方面，不仅传统的校勘学、考据学、训诂学、笺释学、鉴赏学的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而且，随着时代的更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艺观来研究唐诗渐渐蔚为风气。此外，许多学者还把民俗学、考古学、文化学、地域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唐诗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至于研究成果，更是灿然可观。在典籍整理方面，在作家研究方面，在作品鉴赏方面，在综合考论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外，成千上万的单篇研究论文的发表也昭示着当代唐诗研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三）在当代唐诗研究中，李白研究是较为活跃和兴旺的一隅。以此为窗口，可透视当代唐诗研究之“一斑”。

新时期的李白研究在一下方面都取得了进展：（1）关于李白的生地（主要有“焉耆碎叶说”、“条支说”和“蜀中说”）；（2）关于李白的卒年；（3）关于李白的家室；（4）关于李白的行踪；（5）关于李白的交游；（6）关于李白的经济来源；（7）关于李白的性格特征；（8）关于李白的生活理想；（9）关于李白的政治理想；（10）关于李白诗的艺术风格（主要有“崇高说”、“飘逸说”和“豪放说”）；（11）关于李白诗的创作方法；（12）关于李白诗的悲剧精神；（13）关于李白诗的体裁；（14）关于李白诗的寄托；（15）关于李白诗的编年。